冯泽芳

冯泽芳，字馥堂，1899年2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赤岸乡一个经营小中药铺的农民家庭。童年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14岁进入金华浙江省立第七中小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因家贫未能继续升学而回县在私立稠南小学当教员。1918年考入免收学膳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1年毕业时，该校升格为东南大学。按规定，原农业专修科的毕业生在补读学分后便能取得本科学历。冯泽芳只好边工作，边读书，花了4年时间才于1925年拿到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已潜心棉花科研工作，先后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中棉形态及其分类》是整理中国种植的亚洲棉的最早著述。《中棉之孟德尔性初次报告》是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后应用于中棉性状遗传研究的初次报道。

1930年冯泽芳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32年获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棉作田间试验技术概论》。1933年获博士学位，论文为《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遗传学及细胞学的研究》，1935年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Botanical Gazette）上。

1933年秋，冯泽芳学成归国，在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任技术专员。1934年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中央棉产改进所，冯泽芳任副所长兼植棉系主任，主管全所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在任期内，他主持了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肯定2个美棉品种，并积极繁殖推广，使棉花产量品质明显的提高。

“七七”事变后，中央棉产改进所于1938年撤销，并入中央农业实验所，冯泽芳任技正兼棉作系主任，后又兼云南工作站主任。在云南工作期间，他肯定了当地离核木棉（多年生海岛棉）的应用价值，并与有关部门协作积极建设西南长绒棉区。1942年冯泽芳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讲授棉作学和农业概论，并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棉区分布的研究。1947年冯泽芳任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副处长时，积极倡导创办“中国棉业出版社 ”，并出版发行了《中国棉讯》、《中国棉业》和《中国棉业副刊》三种棉花专业性期刊和一批与棉花生产有关的图书。1949年春，冯泽芳又回到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该校后经院系调整改名为南京农学院）。他在这所高等学府中讲授过棉作学、农艺讨论和作物育种等课程，为农业特别是棉花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6年他参加中国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积极建议成立全国棉花研究所。在得到批准后，亲自参加筹建工作，并于1957年就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率先来到棉区腹地——河南省安阳安家落户，主持工作，决心为中国棉业改进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1899年2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
1921—1925年：先后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及东南大学农科，并任东南大学助教，江苏省立第三、第一农校教员。
1926—1929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教员，江苏省立通州棉作试验场整理员、场长，江苏省立棉作试验场副场长。
1930—193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技术专员。
1934年：任中央棉产改进所所长，兼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
1938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棉作系主任、云南工作站主任。
1942年：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
1947年：任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副处长，兼北平分处主任。
1949—1955年：先后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56—1959年：从事筹建棉花所等工作。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59年9月22日：逝世于安阳。

30年代的棉花育种工作，都是纯系育种或品种间杂交育种；对棉属的分类，多以形态特征和纤维性状为主，较少采用细胞学或细胞遗传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冯泽芳为拓宽棉花种性改造的途径，大胆从事美洲陆地棉和海岛棉与中国亚洲棉的种间杂交及其后代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亚洲棉与美洲棉的杂交属于种间杂交，原先很难成功。到30年代初才渐有可能杂交的报道。且多由美洲棉与草棉的杂交。亚洲棉和美洲棉杂交时，亚洲棉为母本，一无所得；以美洲棉为母本，可得少量杂种，但F1代均不育。当时对这种不育现象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冯泽芳从大量的杂交试验中明确了以染色体多的美洲棉作母本，以染色体少的中国亚洲棉作父本，可以得到极少量的杂种，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论点，并为以后的实践所证实。他根据杂种一代花粉母细胞第一次减数分裂中期染色体构型，分析了种间不易交配性及杂种一代不育性的原因。这些观点和所提供的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数据，在当时处于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还值得指出的是，冯泽芳的《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之遗传学及细胞学的研究》这篇博士论文是在国内事先构思和设计好的题目，只是借留学深造之便，利用国外的先进设备和科研资料（参阅有关文献100余篇），发扬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自力更生、洋为中用的精神奋力研究而来的成果。今天追忆起来，很值得大家学习。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棉花进口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外国原棉和纱布的进口，从而为中国民族棉纺工业带来了发展时机。机械纺织需较高品质的棉花，而中国当时栽种的中棉及退化洋棉产量低、品质差，不适合纺织工业的需要。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为解决原料问题，邀请美国棉花专家O．F．顾克（Cook）来华指导国内棉种改良。顾氏将3个美国品种在国内多处试种，最后肯定了脱字棉和爱字棉较为适宜。十多年中主要是驯化这两个良种。1932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聘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H．H．洛夫（Love）为总技师。他认为当时中国种植的棉花品种不够理想，并于1933年征集了31个中、美棉品种在南北棉区进行区域试验。一年后，洛夫回国。此时正值冯泽芳学成归来就任中央棉产改进所副所长，并接替洛夫继续主持这项工作。经过4年的多点试验和实地考察证明“ 斯字棉4号”成熟早、产量高，增产10.6—66.7％，适于黄河流域棉区种植；“德字棉５３１”在长江流域表现丰产优质，平均增产14.8％。尤其是“ 斯字棉”更为突出，比“脱字棉”、“灵宝棉”增产36％，比本地小洋花（退化美棉）增产65％。这两个品种推广之后，深受农民欢迎。

在国内主要农作物的区域试验中，棉花区试首开先河，除战争时期一度中断外，迄今已延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成为国家评选优良品种进行区域化种植的关键环节，对提高中国棉花生产和改善纤维品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冯泽芳主持这项工作是着眼于生产，立足于推广，绝非为试验而试验。1934年全国中美棉品种区试在18个单位的合作下取得良好结果后，他立即通过棉业统制委员会在彰德（今安阳）和南京分别进行斯字棉4号和德字棉531的繁殖和纯系育种，为良种的推广做好准备。1936年春，中国又从美国购进2万公斤“斯字棉4号”，在黄河流域几个试验场繁殖近5000亩，秋季收得种子23.3万公斤。1937年推行棉种管理制度，集中推广4万多亩，这是“斯字棉”在中国大量繁殖的开始。冯泽芳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陕、豫、川省有关人员配合下，1941年使“斯字棉 4号”在陕西关中和豫西一带推广100多万亩；“德字棉”在陕南和四川也达70多万亩。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推广这么大面积，确属难能可贵。“斯字棉”和“德字棉”的推广不仅在抗战时期为大后方的纺织工业提供了优质棉原料，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北普及优质棉品种，发展棉花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主要棉区大部沦陷，大后方缺乏原棉，更少优质原棉。1938年冯泽芳奉派到云南工作，他看到了多年生海岛棉，形同小树，习称木棉，多种在房前屋后用作观赏或在荒地上零星种植。经冯泽芳鉴定，认为是离核木棉，属优质长绒棉。为此，他积极倡导研究和推广木棉，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首先由金融界与实业界配合地方政府组成木棉贷款团和推广委员会，在云南开远设立木棉试验场，贷款100万元，并制定出一套领取垦荒地和贷款的办法，扶植农民种植木棉。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仅几年间，在云南木棉就发展到7万多亩。

在推广木棉期间，他经常和助手们下乡，趁赶集日子向农民宣传种木棉的好处。初始阶段，农民收获的木棉无处出售，冯泽芳便自己出资收购，轧出皮棉后再行销售。这样不仅资金得到周转，而且棉籽也可以赠给推广委员会作为扩大繁殖之用。冯泽芳推广木棉，不遗余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给助手的信中曾写道：“斯字棉、德字棉和木棉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爱木棉同爱我的小女儿一样。”这种爱棉如子之心，何等感人！他的学生和助手俞启葆在《冯泽芳先生棉业论文选集》（1948）的编后记中写道，据估算推广木棉所得的经济效益，其年生产价值比当时国民政府支付的全年农林经常费还多出三分之一。
中国棉区划分研究是冯泽芳对中国棉花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自30年代以来。他经常在棉区调查，对棉花的地理分布和生产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经过20多年的研究，他在1936—1959年曾先后6次发表过有关中国适宜棉区的文章。他根据棉区的无霜期、温度、雨量、日照等气象因素，地势、土质、海拔等地理条件，与棉花的分布、生长发育、产量构成的关系，以及农情调查、品种区域适应性等研究资料，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对中国棉区的划分由原来的三个发展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及华南五个棉区。指出一个棉区的棉种移至另一区种植，产量有降低的趋势。这一指导性的意见对棉花育种和良种推广有很大实用意义。30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上述分区符合客观实际，至今仍为棉花科技界所沿用。其后的棉区划分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冯泽芳在30 —40年代曾指出，淮河流域现在产棉不多，但从宜棉的条件来看，在疏导淮河后应成为产棉盛区。如今淮河经过重点治理，黄淮海平原已成为中国棉花生产的重点开发区，冯泽芳的预言已成为事实。

在进行棉区划分的同时，冯泽芳又悉心棉工业布局的研究。1936年，中国生产的棉花在数量上对国内500万锭纱厂已基本上满足需要。可以不进口棉花；在品质上32支纱以下的原料可以自给。但纺织工业的布局不合理，纱厂的设置过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远离棉花产区，且大部分为外商控制，以致抗日战争时期 90％以上的纱厂落在敌占区，而大后方的纱锭数还不到全国的5％，使当时花纱布价格十分昂贵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冯泽芳为此于1940年发表了《我国棉工业区的合理分布》论文，阐述了棉工业合理布局的理论和根据。他从国防和同外国竞争的观点出发，提出今后不宜在沿海大埠扩充纱厂；应在交通便利的产棉中心，如在关中、京汉铁路北段、长江中游和晋南等内地棉区建厂，发展棉纺工业，这样可以利用廉价原料，减低花纱布运费，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冯泽芳从发展棉花生产的总目标出发，先划分宜棉区域，开拓植棉业，然后考虑加工工业与种植业密切配合，以便利农产品的销售和工业原料的供给。他认为今后应建设好棉业区，即在最有利的环境中植棉，在棉产集中的地区发展棉纺工业，这样可以扩大主要棉区，淘汰小棉区；各省不宜提倡棉产自给，应因地制宜发展各自的特产，建成各种特用经济作物区。对于特用经济作物区划，他也主张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的区域分工，如分别在最适宜的区域发展棉业区、茶叶区、丝业区等，以求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自给。
冯泽芳的一生中有较长时间从事教学工作。早年在农校任教时，深感当时大学和中专的棉作学教材引用国外资料偏多，而联系国内实际不足。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他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生产问题，参考有关资料，编著了一本具有本国特点的农校教材《中等棉作学》。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在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农学院教授期间，一直勤奋学习，精益求精，并且提倡教师要联系生产实践，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他教导学生说，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除天资外，更重要的是靠勤奋学习，他在指导科学实验时，十分重视要学会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撰写实验报告，则强调严肃性、逻辑性和数据与结论的统一。他勉励学生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锻炼思维能力。只有这样勤学苦练，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人才。

50年代初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农学院任教期间，冯泽芳一如既往坚持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各个方面为发展中国棉花生产献计出力。为宣传棉花科技知识和引导农民选用丰产优质良种，他深入浅出地写了《合于中国栽种的洋棉》、《合于中国栽培的细绒棉》、《中国的棉花》等通俗读物，对推动当时的棉花生产起到了技术指导作用。此外，他还同他的学生潘家驹合译了《棉花遗传选种文献摘要》，并组织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棉花专著《中国棉花栽培学》。

他还建议恢复已中断多年的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受到农业部的重视，并采纳施行。从1956年起，他亲自主持此项工作，与华兴鼐等组织北方和南方棉区的区域试验，并与汪雄时、杜春培等整理发表了1956—1957两年试验总结，肯定了“徐州209”、“彭泽4号”等优良品种的增产作用和推广价值。他对这些国内自育的棉花新品种能与国外品种并驾齐驱十分欣慰，认为中国的棉花育种工作已进入世界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