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瀚

1895年：生于浙江余姚沈家湾村。
1901年：启蒙、首读《诗品》。
1904年：随课馆之父，读商务出版之国文教科书。
1905年：开笔作文，题《过而不惮改》。
1909年：入县城诚意中学。
1912年：在诚意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初中）列第一名。
1913年：入杭州省立甲种农校，并自学日文。
1914年：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1918年：毕业于北京农专。任家庭教师。
1919年：开始以英文写日记。在中华圣公会受洗礼。
1920年：离北京赴湖南任常德棉场场长。
1922年：任安徽芜湖农事试验场农艺科主任。
1923年：赴美乔其亚农业大学为研究生，主修棉作学。
1924年：转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主修作物育种。
192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教金陵大学农学院。
1934年：转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兼农艺主任。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西迁，初到贵阳，继转重庆。
1938年：升任中农所所长兼麦作杂粮系主任。
1943年：赴美出席联合国战后世界粮农会议。会后被聘为该会技术顾问，在美各州参观访问。
1945年：抗战胜利，中农所迁回南京。
1947年：兼任农林部烟产改进处处长。
1948年：中美合作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沈为中方三委员之一。
1949年：随农复会迁台湾，自此工作期间，乃扩至农、林、渔、牧、水利、农民组织、农业金融、乡村卫生、家庭计划及国际农业技术合作诸方面。
1964年：继蒋梦麟任农复会主任委员。
1973年：提出请求退休，经批准，改任顾问。但原任亚洲蔬菜研究中心理事长与土地改革训练所理事长，照旧。
1980年：突发脑溢血逝世。
沈宗瀚（1895－1980），原名沈修年，字海槎，别号克难居士。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均中秀才，以教书为业，兼事农耕。沈宗瀚兄弟六人，包括他在内共有四人从事农业工作。沈宗瀚自幼帮助家里干农活，深悉农民缴税谷、借高利贷及无医药之疾苦，从小立志学农，为最大多数的农民服务。1909年沈宗瀚进诚意高小学校读书，深受黄宗羲和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曾国藩的自身修养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

1913年进浙江省立杭州甲种农业学校开始学农，1914年进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读书。每于寒暑假返乡，沈宗瀚常日间下田工作，夜间将所学植物、栽培、施肥、病虫害知识与其兄畅谈。1918年从北农毕业，1920年到湖南常德从事棉花试验推广，后又到南京第一农业学校任教。1922年到芜湖第二农业学校任教，兼任芜湖省立农事试验场农艺科主任。在从事棉作改良和教学工作中，沈宗瀚认识到“农学除书本学识外，必须首先调查农业实际状况，然后始能谋改良”。他博览欧洲以及美、日等国的棉业著作，决心赴美学习棉作，以期深造。1923年入美国佐治亚大学农科，以棉业为主科，麦作为副科，第二年获农学硕士。

1924年又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攻读作物育种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小麦出穗迟早之遗传》。在美国求学期间，沈宗瀚非常刻苦努力，他常说：“余在康大，得三种宝贵训练，即精密的思考（心到）、勤练的双手（手到）与敏锐的观察（眼到），于我以后研究学问有益，做事处世亦有益。”

沈宗瀚学成后于1927年归国，任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讲授遗传学和作物育种学，并主持小麦、水稻、高粱的育种工作。他对教书和研究极感兴趣，认为“教书可训练人才，改进农业；研究可以改良品种，增加产量”。1928年，沈宗瀚被康奈尔大学教授推选为美国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对学生的最大荣誉。1931年，应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邀请，沈宗瀚参与筹建中央农业实验所，1932年后兼任资源委员会委员，1934年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主持小麦改良工作。这是沈宗瀚一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1938年抗战爆发，中央农业实验所西迁，他先后任副所长、所长，负责农业技术行政计划和协调工作，致力于后方粮食和棉花增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派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1947年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

1948年去台湾，调任农村复兴联合会委员和主任委员。沈宗瀚到台湾后，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台湾地方不大，从大陆去的高级人才又少，他的业务范围就农业扩展到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以及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使他有机会围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遂成财经系统前期骨干人物。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领导官办农会。培植农业技术与建设人才，参与策划与实施“土地改革”，颇多献议。

曾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与技术应用会议及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经验，参与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和发展，贡献颇大。

1971年兼任亚洲蔬菜研究和发展中心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和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和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后，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顾问，仍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沈宗瀚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25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中，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此期间，他考察了美国、加拿大以及欧、亚、非等十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并在各种国际农业会议上发表讲话，成为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沈宗瀚一生致力于农业。在抗战前，他认为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是农业生产力问题，改进中国农业的方法应是增加农业生产，而增加农业生产以改良品种入手最容易。采用改良品种不需要太费资金、肥料和劳动力，却可以增产增收，农民得到实惠后，再引导他们接受新技术。1927年至1933年，中国连遭水旱灾害，粮食紧缺，正在金陵大学主持农艺系的沈宗瀚十分关心和焦急。他采用由美国育种专家H. H. 洛夫倡行的纯系育种杆行试验方法，育成丰产、抗倒、适应性广的“金大2905”小麦品种，在江苏、安徽、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推广，一般能比地方品种增产 20%以上，对当时粮食增产、缓解灾情起了很大的作用。1934年前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遗传育种的研究论文，受到农学界的关注，这也是我国抗病虫害育种的最早著作。

1935年，沈宗瀚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主任及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处长，协助长江以北各省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并按区域协调小麦改良工作。 1936年，他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品种，在晋、冀、鲁、豫、浙、鄂、川等省区域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区域。该项试验是以农艺性状为标识，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1939年，他在英国爱丁堡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小麦品种适应区域及育种之关系”一文，受到好评，并被选举为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

抗日战争时期，沈宗瀚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所长，兼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委员及农业组长，军事委员会粮食组副组长、军政部粮食生产总督导，致力于战时粮棉生产和粮食管理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保证抗战期间棉粮增产和供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

抗战胜利后，他参与筹建和负责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他的工作领域扩展到农、林、牧、渔、水利、农民组织、农业金融、农业经济、家庭计划、海外农业合作等。在台湾，他具体指导了台湾的农业发展以及农业政策，参与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可以说，他对台湾的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工农业的配合发展，加速农业建设措施和农业发展条例的拟定，倡导农业经营现代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宗瀚一生论著丰富，计有300多篇，其中中文200多篇，英文近100篇。由于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了他的三部重要英文著作：《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的最早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远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与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著作，被海外专家评为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借鉴；《农村复兴联合会二十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此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与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书。

60多年中，沈宗瀚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农村经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学道、信道、乐道，供人、用人、容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曾说：“农民疾苦最深，余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在晚年他仍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读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生服务农业。”

1980年12月15日，沈宗瀚因脑溢血突发逝世，享年86岁。
1927年沈宗瀚学成回国，执教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并主持该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作物育种。他认为“改进中国农业，旨须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组织，然后可请外国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解决问题”。

作为教授，他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和理解，每课开始前，先向学生提问，以养成学生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习惯，教材内容，力求结合实际。比如当时所采用的多为美国课本，对水稻、高粱、谷子、甘薯等作物，往往不够深入具体，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田间试验设计，室内种子准备，以及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与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学校教书是如此，以后在科研单位工作时，也是如此。他最得意的门生和助手马保之博士回忆说：“我从英国回来后，他派我在中农所麦作系工作，他的工作要求和原则，仍没有变，规定三点：一是播种工作必须亲自下田，虽拥有博士学位者，也不例外；二是抗病育种，一定自己做记录，不可交给工人；三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

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实验与口试各占总分1/3，季考和期考共占1/3。平时，他和学生坦率地约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考试作弊，即为零分。至于他自己，对未能完全理解的问题，如生物突然变异；数理性状的多数遗传因子；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等，也说明暂不知其事理，尚待继续研究，或提供有关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钻研。当时，金大农学院以200学生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很少。最初读遗传的只有六七个人，自他接办以后，学生不断增加，5年后超过50人，加上旁听的，有时几乎占全院的半数。但他自觉数理基础不够，对生物统计的公式，难以解释清楚，便到数学系去旁听。一位知名教授竟“屈尊”去旁听，一时传为美谈。

他在金大期间，培育成了小麦良种金大2905，这个品种原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中随机取样而得的，经过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较一般农家小麦增产1/3，而且极少黑穗病或秆黑粉病，早熟且不倒伏。1933年由他提出作为金大农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开始在江苏镇江、安徽芜湖两地推广，很受欢迎。抗战时期，又在四川成都平原、陕西汉中、安康以及湖北襄阳等地广为种植。随后他夫人沈骊英用杂交方法育成的骊英号小麦良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粮食增产上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在金大执教了几年，虽说客观反映良好，可是他反复考虑，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尚可，欲求改进农业，则力有未逮。当时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延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离开金大转到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沈宗瀚一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所后，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审核小麦育种及棉花、稻作试验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弗适教授（John Wishart）、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H.K. Hayes）等，或开办训练班，或到各地考察，另外还必须兼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已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科研管理的领域。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由他和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事宜，任务更为繁重。这时，沈宗瀚刚过40岁，正当年富力强，又是用其所长；同事当中，人才济济，还有他夫人沈骊英为麦作系技正，与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还有戴松恩、马保之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与生物统计的专家，充实小麦抗病育种工作，都是他极其难得的合作者。他曾经向人表示，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战。他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直到11月10日，白天躲避空袭，晚上还赶到金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感动下，学生无一缺席，照常认真听讲写笔记。

南京沦陷前夕，他与中央农业实验所人员，向大后方搬迁与转移，流离奔波于皖、鄂、湘、川、黔各地，纵然一再遇险，照常坚持工作，并积极参加有关社会活动。当时，广大华北和华东棉区已经沦陷，为解决军民衣被，他曾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前往云南等边远地区，研究和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木棉，实为优质长绒棉，发展黄红麻，解决战时原棉供应和麻袋等等。而更值得提出的是，1941年前后，重庆等后方粮价猛涨，人心惶惶，他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各地调查，进行综合研究，提出《田赋改征实物及政府须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建议，为当局所采纳，实施田赋征实与随粮征购的办法，有效地支持了持久抗战。与此同时，他也曾邀集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中华农学会会员中的知名专家 48人，联名写信给教育部，以《教育与建设之联系》为题，吁请当局采取具体措施，调整全国农业教育机构，充分发挥其效能。

1943年春，沈宗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会议，会后被聘为该组织技术顾问，并随团访问美国各州农业科研教育机构，以之参照考虑战后我国农业之重建。当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高薪挽留他在美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应致力祖国之农业建设，何况他已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便婉言辞谢。但从那时起，他便开始酝酿中美农业技术合作问题。 1945年发表《中国农业机械化之可能》一文，并与邹秉文博士共同商讨其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有得到美万国农具公司赠给20名留美学生奖学金，选派陶鼎来等一批农业工程学者，赴美深造，并决定中农所内增设农具系。1948年，由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立，他出任委员，翌年，他随该会迁往台湾，即升为主委。沈宗瀚到台湾后，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台湾地方不大，从大陆去的高级人才又少，他的业务范围就农业扩展到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以及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使他有机会围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光复后的台湾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沈宗瀚80高龄时，曾在题赠给马保之的条幅上，录下他的座右铭：“学道、信道、乐道；识人、用人、容人”。纵观他的一生，应该别无遗撼了。远的不论，只讲他从33岁克难苦学完成博士学位以后，在金大农学院11年（1927—1937年）、中央农业实验所12年（1937—1948年）、农村复兴联合会 31年（1949—1980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尽心竭力为农业、为科学，始终屹立在自己认定的造福农民的岗位上，他有机会发财，而没有发财；他培育良种，培养人才；他勤奋笔耕，著述甚丰；跋涉山川，将他的“良种”播向各方，留传后世，在中国近代史上算得上有成就的农学家。

1990年12月，中国农学会在北京举办了“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这是40多年来，海峡两岸农学家第一次共聚一堂的盛会，出席的专家名流计有费孝通、何康、卢良恕等200余人。会上的老一辈农学家提供的史料说明：沈宗瀚早在1920年就是农学会的永久会员，那时他才24岁，已提任该会会报的编委；1926年他还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攻读时，就已崭露头角，跻身于高层次的科学家之列，参加了由翁文灏、竺可桢、胡先骕等8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Acclimatization of Cotton in China》的论文。后来他在金大教书，为时虽不太长，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诸如杨显东、孙仲逸、黄瑞采、章锡昌、庄巧生等等。他教书育人态度认真，要求严格，又喜欢随时向学生提问，所以大家都用心听讲，当然他讲的很透彻，很吸引人，可是他浓重的浙江余姚口音，非专心倾听，不易理解，以致使人不免紧张。有一次，他上遗传学，讲到“三点法”以测定两个基因位点间遗传距离时，反复提到“区间1”（Region One）、“区间2”的交换值，班上有个同学叫李家文（后任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恰巧与Region One 谐音，以为是指名要提问，心里不由得扑通一番，课后，李家文跟大家说起这件事，无不捧腹大笑。还有一次，正在讲玉米自交与杂交的事理，体育教师突然进来，要班上的金阳镐去参加足球比赛，那是金大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际比赛，而金阳镐则是金大足球队的中锋。可是沈宗瀚表示，没有教务处批准的通知，不能擅自离开教室，等通知送到，才让金去参加比赛。下星期上课，口试提问杂交优势，金答不出，判为零分。学期平均为丙，后来金退出球队，认真学习，下学期作物育种课得了甲。金阳镐是沈宗瀚最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随沈工作，曾任台湾省农林厅长，后不幸因车祸丧生，沈闻耗悲痛万分。

对学生是这样，对待同事，特别是年轻有为的同事，他也是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中农所、农复会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把他看作家长，以师事之。如继沈而任台湾农复会主任委员的李崇道博士，回忆在被提升为该会秘书长的往事中写道：“沈先生虽则很喜欢我，对我确有几分不放心，就怕我脾气太大。事前某晚邀我长谈，频频叮嘱，我答应今后尽量不发脾气。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我铸了一块银牌，在正反两面分别刻上‘慎’与‘忍’两个字，以之自勉”。沈宗瀚的“识人、用人、容人”的领导艺术，于此可见一斑。

沈宗瀚家学渊源，根底深厚，用词朴素淡雅，可读性很强。尤其难得的是，写作极勤，每次开会、下乡、出国乃至旅游，都不断地将所见所闻所感，随时笔记下来，事后还分类整理。他从十几岁开始，70余年如一日地写日记，更非常人所能及。据他本人汇集，一生发表的中英文论著，共有320篇之多，其中中文220 篇，英文近100篇。按内容分类：粮食与种子改良63篇、农业技术改造86篇、农业机械及其工作65篇、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19篇，以及在有关国内外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讲稿等等。

沈宗瀚的文章，还不限于农业科学技术这一个方面，他的散文随笔，也清新动人；还写过一些科普作品和游记、杂感。他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中年两度丧偶，对他刺激很深，所作悼念沈骊英夫人与陈品芝夫人（生物学博士）的祭文，哀婉凄恻，催人泪下。最突出的还是他青少年时期的自传：《克难苦学记》曾受胡适的高度评价，发行达15版之多。

沈宗瀚晚年仍勤于读书写作，涉猎范围益广，除一贯关注的作物品种改良、农业生产、农产品商品化、农业机械化、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问题外，还钻研农业史，并与史学家赵雅书博士合著《中华农业史》。

沈宗瀚也擅长诗词，精于书法，屡有佳作，只是由于精力集中农业，未暇一一顾及，但是从他遗留的日记笔记中检索，他对历史、文学、地理及至考古、地质等，也有一定的造诣，所以美国哈德福特大学授予他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自非偶然。

古人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誉人之勤奋渊博，纵观沈宗瀚之一生，可说是庶几乎近矣。青少年期间，克难苦读，深居简出，在北京4年，尚不知从前门如何去大栅栏闹市，已被传为美谈。后来他在康奈尔攻读多年，又连相距很近的纽约也没去过。毕业时，他的老师洛夫劝他顺便去逛逛，他也只说日后会有机会的。

“日后”，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果然有很多机会访问纽约、华盛顿乃至世界各大名城胜地，但主要还是开会和专业性的考察。他先后出席好几届太平洋科学会议、联合国粮食农业会议、联合国科学技术会议、国际遗传学会议（被选为该会副会长）、国际农业演变会议、世界银行农业咨询会议、亚洲开发银行农业发展咨询会议、亚洲生产力会议等等；他曾重点访问美国10多个州的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并到北美、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参观考察。晚年，为筹建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又遍访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地，且每到一地，必去农村、农场和农家，必有调查记录或报告，从而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和珍贵的史料。

沈宗瀚的夫人、小麦育种专家沈骊英，她对沈宗瀚早期事业的成就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同时，她在繁重的家务与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不但抚育出空间科学家沈君山博士，而且她自己也在小麦育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是1929年从康奈尔留学回国，1930年与沈宗瀚结婚的。

为国内当时少有的女性高级科技人员，中农所技正。结婚不久，抗战爆发，她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大批试验材料，丈夫又不在身边，颠沛流离，辗转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亲手作记录，参加小麦播种和收获，还要照顾幼儿，防空袭、躲警报，过度的劳累，后来她的腿痛得难以举步，就请人把她抬到田间去工作，晚上回来，常常疼痛难忍，暗自流泪。但次日一早又照常不误。以惊人的毅力，在8年中选出9个小麦新品种，产量较当地农家品种高20％～30％，且成熟早，抗逆性强，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这就是广为人知并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骊英1号、3号、4号和6号小麦。这些品种，直到沈骊英死后10多年仍在上述地区广泛种植，为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深受群众的爱戴。

沈骊英由于过度辛劳，终于在1941年试验室工作时，猝然病倒，抢救无效，不幸早逝。同年12月21日邓颖超同志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悼念和高度评价这位女科学家，同时还以整版篇幅刊登董必武同志挽诗及其他悼念沈骊英女士的文章。重庆、贵阳两市都召开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