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德明

祖德明又名祖德铭（祖德显），1905年4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家境清寒。高小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等农业专科学校附中（又称甲种实业学校）。他在班上年纪最小，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四年中有三年免交学费，并经常得到伙食津贴。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河北大学农科。1929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一年后，学校组团赴日本参观，由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化学系毕业的孙吉人教授为团长，祖德明申请随团参观，得到批准。
在日本参观结束后，祖德明留下来在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后又由孙吉人推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遗传育种教研室进修，从事细胞学研究。他很快就掌握了石蜡切片技术，制作的片子清晰可辨，受到夸奖。在导师赴欧美考察期间，祖德明被委托以副手名义协助新任助手掌管教研室的工作。在日本期间，祖德明撰写了《兄妹配偶之场合杂种自然固定之公式》和《韭花粉的发芽和花粉之寿命与外界条件的影响》两篇论文，发表在日本《遗传学》杂志上。前一篇是属于数学推理的著作，它比该校著名教授宗正雄所著书中引用的公式要完整、简明得多，而且应用范围广。宗教授看后赞叹不已。祖德明对油菜胚胎学制作了大量切片，并准备写成论文，后因七七事变而搁置下来。论时间，这项研究在我国学者中应是最早开展的一例。
1936年，祖德明从日本回国，任母校河北农学院遗传学教授。次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当时他正度暑假在家。不久，战火扩大到冀西一带。起初，老家易县有些士绅勾结旧衙役企图投敌求荣，要拉他下水，迎接敌人，并许以事成后推他当日伪县长；随后，当地土匪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招兵买马，两次派人劝他入伙，都被他拒绝了。表现出不为利诱、不怕威胁的民族气节。1939年阴历2月，他突然接晋察冀边区政府电报，约他去边区工作。其时，他上有年过七旬的父母，下有妻子幼女，但他义无反顾，毅然于翌晨起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5年4月：生于河北省易县塘湖村。
1923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农业专科学校附中。
192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农科，留校任助教。
1930—1936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遗传育种教研室进修。
1936—1939年：任河北省农学院遗传学教授。
1939—1949年：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处技术室主任，农林牧殖局技术室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技术改进处副处长。
1949—1957年：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发育生物学系系主任。
1953年：任中央农业部米丘林遗传学及良种繁育学讲习班副主任。
1955—196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主任，遗传研究所业务副所长。
1957—198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顾问。
1984年11月23日：逝世于北京，终年79岁。

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河北省阜平县。祖德明被分配在实业处任技术室主任，并兼《抗战建设》半月刊主编。后实业处分设农林牧殖局和工矿管理局，祖德明兼农林牧殖局的技术室主任，并主编《农业研究》和《自然界》两刊物，还担任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很重视农业生产，从1940年起在8个专区设立农场。他经常到农场视察，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受敌人威胁最大的一些技术问题。例如，为了避免和减少敌人烧房、抢粮等“三光”暴行造成的损失，他设计了简易的防烧办法，将房舍表露着的草木部分抹上一层稀泥，泥干后既不易刮掉又不易燃烧；还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粮食地下埋藏试验，使小麦在雨后7个月仍然干燥无损。这些土办法虽然简陋，但效果很好，有助于农村中开展“坚壁清野”运动。
在边区从事农业技术研究，是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当地条件进行的。如边区常遭旱灾，不能适时播种，除号召开渠凿井外，采用了浸种催芽、改进耕作方式等一些切实可行而又能减轻旱害的办法。麦类黑穗病非常严重，在一无药剂二无喷雾器的情况下，只能用温汤浸种来防治，而那时农林牧殖局只有一支温度计，在农村也难找到钟表，经过试验，确定推广了“两开加一凉”配制温水和烧香计时的办法。边区不少县区盛产红枣，但曲步虫猖獗，又没有药械可以除治，就从观察研究虫子的生活习性着手，提出了两个捕杀办法：一是在树干基部堆沙，阻止雌蛾上树产卵；二是幼虫化蛹前，在枣林内按一定距离划线挖松土壤，便于虫子钻入，冬闲时再沿线将虫蛹挖出杀死。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提倡在地头挖坑就近割草积肥，利用春地种黑豆绿肥，以及改进粪篓以节省运肥劳力。引种“811”“燕京15”等谷子，“白马牙”、“金皇后”等玉米，以及美棉品种在附近村庄示范推广。通过灌水次数试验，提出既节水又增产的浇水措施。甘薯是边区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经试验，提出改剪短蔓为插长蔓，提高了产量。利用杂种优势进行九叶茄与白茄杂交，第一代生长旺，开花早，茄果大，产量高。结合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的栽培，建议合理种植，以扩大“青纱帐”的作用等。此外，还进行了家畜的配种和良种繁殖，以及马粪孵鸡等工作，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祖德明和他的同事们在边区的这些科学实验及其成果应用，现在看来也许是粗陋的，但在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万分艰苦、农村环境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采用这样一些土办法的技术措施，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在边区办农场，搞试验，不仅物质和技术条件十分困难，还经常遭受敌人袭击，随时有被抓获和牺牲的危险。祖德明经历过多次艰险，在1943年的一次敌机轰炸中，他的左臂被弹片击中，仍带伤爬山越岭，有半年多不能执笔和拿筷子，从此留下了很大一块伤疤。这一时期的边区科技工作，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中有些技术措施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沿用，它也是建国初期在老少边贫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和科技的模版或基础。

1948年保定市解放，祖德明被派去接管保定农学院，继而又被任命为军事代表随军与原边区农林牧殖局局长陈凤桐负责接管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1949年4月1日成立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祖德明任华北农科所副所长，并兼任应用植物学系（又称发育生物系）主任，还分管园艺系和编译委员会，主编《农业学报》、《农业科技通讯》和《苏联农业科学》。应用植物学系着重进行了有关遗传学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并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合作开展小麦阶段发育、棉花种间杂交等研究。
1953年，中央农业部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举办由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主讲的米丘林遗传学及良种繁育学讲习班，委任祖德明为讲习班副主任。他先后校阅了讲习班全部讲义和米丘林选集、全集以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记录的译稿，总字数以百万计。还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有关米丘林遗传学的文章，如《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农业科学上去》、《创造性的米丘林学说》、《进一步把米丘林学说贯彻到农业生产中去》等，并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的学者合写了《米丘林生物学通俗讲话》。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同年9月，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简称作物所）也在华北农科所作物系和发育生物系的基础上建立，由祖德明任副所长，1960年任所长。1961年，中国农科院实行人员大精简，作物所的职工也由原来的175人裁减至不足75人，还计划继续精简到41人。祖德明认为专业人员精简过了头，无法完成科研任务，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乃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意见，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决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队伍得到了迅速补充和加强。为了提高科技人员的业务水平，他亲自组织全所同志作学术报告，讲学习心得，展示文献摘录卡片等，并根据国家《科技工作十四条》的规定，主持制定了作物所《五定方案》，以稳定科技队伍，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
人民公社成立前后，他对农业生产上出现的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风气既损害生产，又不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日久天长，难免会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他想再次给毛主席上书，以纠正这种歪风。这封信稿写好了，但未及时发出。
文化大革命中，祖德明虽然受到了不应有的批斗，但他仍念念不忘我国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1970年，全国上下大搞斗批改，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也要三权下放到地方。他认为这不但会给社会造成动乱，给生产带来损失，更严重的是会破坏国家科学事业的大计。即使下放，也应区别不同专业所的性质和任务采取不同的方式，不能一刀切。他主张作物所应保留一定的科研骨干力量，不能全部下放。一有机会他便力陈无原则下放的弊端。197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下放后合并于北京市农科所，当时的主管部门还计划将一些科技人员第二次下放到郊区县。祖德明又与多数职工一起再三向各级领导反映意见，反对这种拆散专业机构，人员化整为零的错误决定，终于保存了这支科研队伍，使他们于1978年又回归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他担任作物所领导的20余年中，祖德明为研究所的方向任务，机构建设，以及如何出人才、出成果等重大问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78年作物所回归中国农业科学院后，他不顾年高有病，又为所址的选择、人员的配备和科研任务的确定操劳。1980年主动退居二线以后，仍一如既往关心作物所的建设和发展，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实验大楼的建造、研究室和试验地的建设。
1955—1966年，祖德明兼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所）主任和业务副所长，为开拓我国遗传学研究新领域和为该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促成1956年后我国遗传学界出现团结和争鸣的新局面，为这个生物学的重要领域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摩尔根遗传学早在20年代就传入我国，但长时期内没有设置专业研究机构，只是少数生物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分散进行一些有关遗传方面的研究。建国初期，还曾一度错误地受到批判，压制了摩尔根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违背学术问题应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检验的方针，也不利于遗传学的健康发展。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联合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贯彻了中央特别强调的“双百”方针，并建议设置一个遗传学专业研究机构。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遗传研究所，祖德明任业务副所长。建所不到一年，中国科学院实行精简，有人建议将遗传所并入其它所。祖德明强调指出，精简机构绝不能削弱科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遗传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他两次起草报告给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陈述保留和撤销建制的利弊。在他和所领导小组的大力呼吁下，中国科学院领导采纳了保留遗传所的建议。
对于遗传所的方向任务，祖德明竭力主张既要符合遗传学本身的发展，也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主导思想是：遗传所应有自己的特点，比之产业部门的专业所，研究对象要广一些，除植物、动物外，还可包括微生物以至人类。研究范围要全面一些，主要领域都应该有，既要在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又要正确理解和处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他认为，任务带学科和学科带任务同等重要，如果只重视当前的生产任务，或者只强调基础理论，那都是一种偏向。生产实践是科研工作的重要源泉，科研成果也必须积极应用到生产中去。他主张要博采各家之长，容纳不同学派共同工作。他支持开辟微生物研究领域，深入研究遗传的物质基础，并建议将关系到人类健康的辐射遗传也列为重点项目。他提倡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经他提议的同位素、细胞学、生物化学、组织培养等实验室都陆续在遗传所建立起来。他要求科研人员要树立雄心壮志，一方面组织大家脚踏实地工作，一方面有计划地开展创造性的研究，有选择、有计划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他鼓励该所人员说：“过去遗传所常有自卑感，这应该打消，不要迷信，要有信心，要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攀登科学高峰的。”

祖德明是国内外知名的米丘林遗传学家，他认为作为遗传学的思想体系，米丘林遗传学符合辩证唯物论，他比较重视它的传播和应用，并始终为这一学说的发展而勤奋工作。但他又言行一致地、忠实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和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在处理两个学派的问题上，他坚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认为此后召开遗传学术会议不应该单方面批评某一学派，而应该相互交流、学习，对两派都不要全盘否定，而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1972年3月，在海南岛举行的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他就过去两学派之争的论点和作法进行了中肯的自我批评。他特别注意要搞好遗传所与外单位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在他编写《十年来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成就》（1959）一文时，曾充分征求所外不同学派学者的意见。对遗传所主编的《遗传学集刊》（后改为《遗传学报》）和《遗传育种》杂志，他主张要体现“双百”方针，两派文章都要刊用。在与所内外不同学派学者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平心静气，耐心听取意见，不以个人好恶代替党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祖德明在担任学术和行政领导的同时，也主持和亲自参加课题研究。他的第一项研究是茄子的无性杂交，证明了嫁接确实可以产生无性杂种，即发生遗传变异，而变异又因嫁接方法的不同而有差异，该论文发表于《农业学报》（1955年第4期）上，他被中国科学院选为去苏联参加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代表，这篇论文在列宁农业科学院宣读之后，被刊登在苏联《生物学丛刊》上。祖德明主持的水稻远缘杂交研究始于1958年，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听到毛主席外出巡视参观天津某农场时，对水稻远缘杂交工作给予了鼓励，因而建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亦应一试，祖德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新任务。先是进行水稻与高粱、玉米的无性杂交，在60年代初选育出“硬秆青”等水稻品种，曾在四川西昌、贵州贵阳、安徽、湖南和京津等地试种推广。为探索育种新途径和研究水稻远缘杂交遗传变异规律，1960年开始主要研究以水稻为母本与高粱等异属植物的有性杂交。他对课题组锲而不舍，多次重复，证实水稻与高粱之间可以杂交，并获得了一批变异性状多样的类型，同时对杂交后代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个阶段性成果，经鉴定认为在作物远缘杂交方面居领先地位，不仅能提供新的种质资源，也是育种的新途径之一。祖德明和他的助手们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着重利用高粱稻等新种质选育适于缺水地区种植的耐旱水稻品种，1989年已有2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生产种植，实现了他生前通过远缘杂交选育品种的夙愿。
祖德明在长期担任研究所和有关学术领导工作中，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服从上级，尊重领导，但是不同意见则敢于坦率提出。他对于作物所4次搬迁的反对，都是出于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认为建立研究和试验基地必须考虑周到，不宜草率从事。在他的坚持和积极反映下，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期，作物所都没有搬动。在学术问题上，正如他在1961年6月对《光明日报》记者所说，“双百方针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保证”，“找真理的办法最好是通过实践，学术上的争鸣自然也应该以实践为依据”。他认为学派之间的争论应是平等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如果对某一学派抱有成见，永不相仿，永不学习，那就难以前进。在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中也是本着这个精神，他以远缘杂交为例，指出远缘杂交是一个难题，除在杂交和培育方法上仍需继续提高外，还要有细胞学、生物化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支援。为了寻找比已有载体系统和转化系统为简易的基因转化方法，他的课题组于1987年开始，研究外源DNA（基因）直接导入水稻的技术，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授粉后外源DNA导入植物应用于育种研究，获得了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祖德明素以作风民主、待人诚恳、处事明智、生活朴素著称。他顾全大局、刚正不阿，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主编的书刊、文章以及其它有关资源，都亲自校阅，遇有不同意见，总要亲自与作者商榷，文中若有不通顺之处，乃至标点符号，都一一给予改正。他在业务工作中充分信任、依靠中青年，注意发挥和培养他们的积极性和业务能力，并积极支持开展探索性研究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处不糊涂，小事不马虎，朴实无华而又德才兼备的人。
祖德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他曾在1941—1949年担任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和华北解放区的人民代表。建国后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还担任过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委员等职。
祖德明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革命精神、工作作风和道德风范都永远激励着后一辈的科研人员，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