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

1911年5月12日　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
1930年　毕业于江苏无锡中学。
1934年　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
1934—1939年　任南京、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教师。
1939—1945年　任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技士、技正。
1945—1946年　在美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修并访问堪萨斯州立大学。
1946—1948年　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
1949—1970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系主任。
1970—1972年　随校搬迁至陕北，在洛川、清泉进行小麦育种。
1972—1985年　随校迁回北京，先后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
1985年12月15日　逝世于北京。 蔡旭，著名的小麦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他为华北地区选育出“农大183”、“东方红3号”、“农大139”等多批丰产、抗锈、适应性好的小麦优良品种；首先在国内倡导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开展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为发展北京市和北方冬麦区小麦生产，提高我国小麦育种科学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为生产服务的道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学专业人才。^[1]

蔡旭，字勖敏，1911年5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属常州市）后塘桥蔡家村。父亲是清末秀才，后毕业于苏州师范学堂，历任常州市小学、中学校长。母亲在家务农，除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外，还要喂猪、养蚕和种地。蔡旭童年经常随母下田，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芳香泥土的薰陶。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立志学农的根苗。

生于书礼之家，又在劳动的田野上成长，特别是在母亲勤劳朴实美德的感染下，蔡旭自幼养成了正直淳朴、坚毅进取的性格。1930年从江苏无锡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学蚕桑，后转入农艺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当时他住在学校附近的农事试验总场里，每天用半天时间在校担任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三门课程的实习课，半天时间在农场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他们在40多亩土地上种植了国内外小麦材料数千份、上万个穗行和整套纯系育种试验。他在金善宝教授的指导下，选育和推广了“中大13—215”等小麦品种。1937年蔡旭写成《中央大学农学院五种改良小麦品种》一文，对我国自己最早育成并推广的一批小麦良种作了介绍；同年还与人合作发表了《小麦田间试验技术的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沦陷，上海告急。当年冬中央大学内迁。那时兵慌马乱，交通阻塞，蔡旭只好举家轻装来到四川，但全部试验麦种则随身护运，无一丢失。略事安顿之后，在金善宝教授的主持下，蔡旭和他的同事们立即将带来的麦种播种刨沙坪坝的一块山坡地上。没想到这块小小的山坡地竟育成为后来闻名全国的小麦良种“南大2419”（原名“中大2419”）的发祥地。“南大2419”原产意大利，名敏塔那（Mentana），经金善宝教授引种，先在南京农事场，后在重庆、成都等地试验都表现优良，又经系统选择、繁育，于1942年确定推广。可惜当时科学家的劳动成果未能受到重视，推广面积不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迅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黄淮平原南部以至西北高原，成为我国小麦良种史上应用面积最大、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种之一。蔡旭每谈及此就无限感慨地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科学家才能够大有作为。”

1939年，蔡旭陪同金善宝赴川北考察农业，经绵阳、江油、剑阁、广元、茂县、松藩、灌县到达成都。沿路除调查农作物分布、品种情况和栽培技术外，还注意搜集地方品种资源。每到一地便向当地索取地图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连夜抄录整理和分析讨论。由于工作过于紧张认真，竟招致地方当局的猜疑，在距江油县城60里处遭伏击拦截，并以“通匪”罪名对他们进行搜查、软禁，3天后才由中央大学出面保释。此行虽然经受不少艰难险阻，却使蔡旭对四川北部地区的农作物生产与生态环境、民俗习惯的关系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并将考察结果写成《四川西北部农业概况调查》一文，供有关部门参考。

川北之行也给蔡旭的小麦育种生涯带来一个有意义的转折。他们从峰恋起伏的山区踏入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滚滚麦浪冲涌而来，无垠沃野令人心旷神怡，心潮澎湃，这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小麦育种工作者来说，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不久蔡旭就告别了山城重庆来到位于成都的四川农业改进所继续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先后担任技士、技正等职。他的爱人王洁也调到该所所属的蚕场任技术主任，巡回指导当地的养蚕业。

四川农改所是抗战期间西南后方农业人才荟萃、科研条件最好的场所。蔡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环境条件，深入实践，埋头钻研。在1939—1945年间，除照管小麦杂交育种的培育与选择外，着重对南京已初显苗头的“南大2419”继续进行试验、示范和小面积推广，同时还肯定了矮立多（Ardito）、中农28（Villa Glori）、川福麦（Faun）等引进品种在川西平原的生产应用价值。1942年蔡旭主编了《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一书，内分：调查、试验与研究、推广、改进意见四编，除阐述四川省的小麦生产与科研成就外，最有意义的是，就国内外小麦品种在我国不同地区种植后的表现，探讨了我国小麦的自然分区问题。文中提供的试验结果和作者的论点基本上构成了建国后我国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这对小麦引种、品种区域试验和良种推广都有指导作用。部分内容还被吸收到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小麦栽培学》一书中。成都平原是小麦条锈病的常发区，抗条锈病是川农所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蔡旭做为一个有经验的育种工作者，当然对小麦品种的抗锈性及其遗传特点很感兴趣。为此，他结合育种工作开展遗传研究，并于1949年发表了题为《小麦成株抗条锈病的遗传》一文。这是我国关于小麦条锈性遗传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这项研究结果对他后来北上开创冬小麦抗锈育种工作并取得显著进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945年春，蔡旭赴美学习、考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到堪萨斯州立大学等院校访问、考察。他热爱育种事业，学习目的明确，故收获颇丰。在短短的一年里，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到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其它院校在小麦育种上的指导思想与实践经验，并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回国后开展小麦育种工作的战略构思。他每到一处，尽量搜集小麦品种和育种材料，到1946年夏回国时搜集到的材料竟达3000份之多。这是此前此后中国留学生独一无二的事例。后来，他从引进的材料中选拔出象“胜利麦”（Triumph）、“早洋麦”（Early premium）、“明尼２７６１”（Mn 2761）等，对北部冬麦区和东北春麦区的小麦抗锈育种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2] 

1946年归国后，蔡旭考虑到华北是我国主要麦区，毅然作出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来到人生地疏的北平，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副教授，讲授作物育种学、麦作学等课程，并立即开展小麦育种工作。当时学校刚搬回罗道庄，设备条件很差，但在蔡旭和农艺系师生的努力下，当年秋天就将他搜集到的4127份材料全部播下。他还亲自动手用砖砌成土冰箱，和工人、助手一起看管温室，调节温度以加速世代。有时一大早就骑车数十里到远离校部的芦沟桥农场参加劳动。每逢播种、杂交和收获季节，青年教师都自愿前来协助。后来这种做法竟形成了一种传统。直到70年代，每年秋天农学系小麦播种季节，许多外系师生和科研管理干部都来参加，有时连校长也来参加。

华北地区冬季寒旱，春季少雨。当时京郊小麦大部在旱地种植，缺水少肥，栽培条件极差，生产上用的品种多是抗寒、抗旱、耐瘠的地方品种。它们适应性很强，但产量潜力很低，不抗倒伏也不抗条锈病，成为进一步提高产量的限制因素。从这种现状出发，蔡旭采取抗锈性、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并重的方针，一方面从国外材料中筛选成熟较早、适应性较好的抗锈类型，同时选用丰产性、适应性都较好的农家品种与前者杂交，以期选获兼得二者之长的新类型。1950年全国条锈病大流行，所有麦田严重感染，呈现一片黄锈色，未老先衰。但在农大小麦试验田里，被农民称为“号头麦子”的“农大1号”至“农大10号”和一部分杂交后代却是青枝绿叶，“一尘”不染。这一研究进展立即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得到充分肯定，从此北京农大的小麦育种工作一直得到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后来“号头麦子”中的“农大1号”（早洋麦）、“农大3号”（钱交麦）等在50年代中期先后在京郊、河北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水浇地上推广，“农大3号”远在渭北高原旱地上种植，成为北部各麦区推广的第一批抗锈丰产良种。50年代后期，以“农大2号”（胜利麦）为亲本经杂交育成的“农大183”、“农大36”等在北部各麦区大面积推广，取代了上述的过渡良种。由于它们抗锈抗倒伏，丰产性好，而且适应性广，深受广大农民欢迎。与长江流域的“南大２４１９”、黄淮麦区的“碧蚂1号”等一起分别在我国三大麦区先后控制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条锈病大流行，为小麦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蔡旭十分强调理论

必须结合实际，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他始终不渝、身体力行，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1950年，蔡旭与北京农大各系专家15人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到哈尔滨、佳木斯、密山等地参加解放军的生产建设的考察活动。通过调查研究，他们从生产技术方面对部队屯垦提出了不少建议。在考察中他们也为解放军指战员的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劳动干劲和热情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蔡旭十分注意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有件事对他教育很深。就是北京农大第一次为政府部门举办的“劳动模范学习班”，该班由华北地区15位劳模组成。他是校方指派照顾业务学习的负责人。他经常走访这些学员，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农民的农事经验十分丰富，尤其是旱农的经验更为可贵。学习班结束后，他系统进行了总结，写成《华北地区高产劳模经验总结》一文，于1952年发表。该文对推动当时我国作物科学研究和农业界知识分子的业务思想转变，起到良好的作用。

北京市小麦丰产示范田、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就是鉴于这种思想认识在市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的。50年代末，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市作物学会，由蔡旭任理事长。在他主持下学会成立了小麦专业组，除交流学术问题外，主要是为京郊小麦增产献计献策。通过多年实践，已形成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即在队、社、区、县层层建立一定面积的高产样板田和试验田，通过样板田和试验田带动大面积生产。每年在小麦生育期的关键时刻，都要组织专业组成员下乡，与各级干部和农民技术员共同在样板田、试验田和生产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以指导生产。对于暂时解决不了或有争议的问题，带回原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蔡旭强调，科技人员只有深入生产实际，与干部、农民实行三结合，才能提出切合实际、易为农民接受、有助于提高当前生产的技术措施。1963年，他们写出了《北京地区三种不同生产水平的小麦栽培历程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受基层科技人员和农民的欢迎。丰产示范田活动使北京市小麦产量不断提高。从1963年的亩产50多公斤，提高到1965年的100多公斤，其中100万亩水浇地亩产达150公斤。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逐渐形成了以蔡旭为核心的北京市指导小麦生产的智囊团。这支活跃在北京地区小麦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来自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和科技管理部门。有鉴于此，北京市政府于80年代初成立了专业顾问团，其中小麦生产顾问团由蔡旭任团长，该团的实力最为雄厚。蔡旭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始终如一地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带领成员们深入京郊农村，开展小麦增产技术咨询活动。他一方面积极向领导部门反映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从生产关系到技术推广）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耐心向农民群众讲解因地制宜增产小麦的技术措施及其原理。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直至有关措施落实到基层，见诸行动为止。由于他的认真执著，忘我奉献，感动了有关的“上帝”，使得京郊小麦生产逐年提高，至80年代初已上升至200多公斤。为此，他多次受到市领导的表扬，农牧渔业部也特别予以表彰。

蔡旭在北农大执教时，念念不忘科研，特别是小麦育种研究，在深入科研工作时又念念不忘生产，他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三不误、三丰收的典范。

初到北平开展小麦杂交育种工作时，他已注意到从美国带回来的冬性材料的主要缺点是生育期太长，因此在利用中美品种间杂交以聚合两个不同基因源，使其交流后产生更多的遗传变异时，只有筛选早熟抗条锈病的美国品种为亲本，方能应用于生产。在采用这样的一些品种与一系列本地区改良品种杂交后，他发现燕大1817×胜利麦这一组合表现特别优异。它不但综合性状的平均水平高，而且出现许多新的性状重组类型。后来在北部冬麦区广泛推广的“农大１８３”、“农大３１１”和“农大９０”，就是从这个重点组合的后代中选育出来的。那时，华北北部麦区水浇地所占比重很小，要想育成的品种能在较大的面积上推广种植，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即，既能在有肥水条件或较肥沃的麦地上种植，又能对旱地条件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而对于适应水旱性状的选择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从1953年起将杂种后代分别在水浇地和旱地两种条件下培育，参照供试材料在两种条件下的表现进行选择。因此“农大号”品种一般适应性较好。在品种育成之后，他还非常关心在生产上的利用情况，经常到河北、山西、河南等省考察了解它们的表现和群众的反映，以便进行合理种植推广。“农大３６”和“农大１８３”是姐妹品种，在外表上几乎一模一样。有一年他在山西太原发现“农大３６”比“农大１８３”抗寒性强，便把前者送到唐山地区，后者放在京郊，使这两个在学校试验地里比较多年不分轩轾的品种各自找到了适宜的条件。后来“农大３６”还在山西、陕西的旱地上发展种植；而“农大１８３”则在京津及其以南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广为种植。继“农大１８３”等之后，蔡旭又主持育成了“农大３１１”、“农大４５”、“东方红3号”、“农大１３９”等品种在华北北部大面积推广，后两个品种在70年代常年种植面积达1300万亩。上述4个品种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蔡旭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奖称号，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蔡旭及小麦组成员一贯紧密联系生产实际撰写论文和著作，从来不作空洞文章。几十年来他们写出几十篇论文，其中《小麦抗锈选种工作总结报告》、《适于华北北部地区几个抗锈小麦新品种的育成》、《小麦杂交育种工作中品种特性遗传传递规律和亲本选配问题》等，都是当时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性文章，对指导小麦育种工作起到了很好作用，部分内容还为农业高等院校教材所采用。针对当时华北一些地区只强调高产品种，放松中产品种选育的问题，他在1978年《华北地区小麦育种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着重指出，二者应该兼顾，不能偏废。这个论点是中肯的、正确的，在当时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他曾主持编写《植物育种与良种繁育学》、《植物遗传育种学》；还参加了《作物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栽培学》等书的编写工作或担任编审或副主编。其中《植物遗传育种学》第二版由于内容新颖充实，深受读者好评，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必备的参考书。在教学方面，蔡旭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在专业上，不仅要给予严格的基础训练，还要深入生产实际，增强生产观点和劳动观点。他反对只要求读书而不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也反对单纯参加劳动而不注意理论学习。多年来，他在主持制定农学系教学计划时，一贯强调贯彻执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针。60年代初他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指导论文选题和设置课程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1981年国务院批准他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培养造就我国新一代的高级农业研究人才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蔡旭对工作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不怕挫折，勇于进取。他一生多次获得荣誉，也曾几次受到“批判”。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心专注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对于风风雨雨均能正确对待。他热爱自己从事的专业，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只要一走进小麦试验田就会忘掉一切，当然也忘掉时间，一干就是到天黑。他不怕烈日严寒，风吹雨打。下雨时打伞下地，降雪时带扫帚入田，腿脚不便时拄拐杖也要到麦地里观察。有一次去某大队考察小麦时天色已黑，他就借助火柴的微光俯身观察苗情。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他那不怕挫折、坚持真理、维护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建国初期，由于所谓学派之争，其育种研究遭到“批判”，有些单位甚至被迫停止育种工作。但他深信自己的事业是对人民有利的，就反复向上级领导申诉，使工作得以延续。那时，为了预防万一，他把育种第三代最好的材料全部分一套给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该所从中选育出华北187小麦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但毫不动摇，批判会一过就下地观察记载，直到他被诬以“反夺权”之罪，剥夺了工作权利，才暂时离开小麦试验地。1969年以后学校多次搬迁，蔡旭及其小麦组成员先后去涿县，上陕北，到三河、宝坻县驻点。他们每到一地都争分夺秒地坚持育种工作，虽然条件困难，工作受到影响，但从未间断过。 

1972年蔡旭在陕西甘泉县北农大校部患了地方病，被批准回北京疗养。当他路经学校的小麦育种试验所在地洛川时，又停下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对育种材料作了详细观察之后才回北京。当时他已年过花甲，身患疾病，而且千里搬迁，家人离散，按理应该好好地休整养病。但他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高尚责任感，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京郊的小麦丰产田里；当年秋天就把近年搜集的数百份小麦材料借种在东北旺农场的地里。那时他正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亲自开创的杂交小麦研究工作，在他借住的一间房屋后面几尺见方的小片空地上，播下了杂交小麦材料，密密麻麻地套上许多白色纸袋。令人看后感叹不已。

杂交小麦的T型不育系和恢复系是1965年他和李竞雄访问匈牙利时带回的。回国后仅做了一些起步工作，由于这一研究课题难度很大，人们对其前途到底如何尚有争议，而且在70年代中后期这个课题在国际上正处于低潮，但蔡旭认为从国家的角度全面考虑，这一工作不能轻易放弃，率先开展了不育系的转育和恢复系的选育工作。经过他多次奔走国家科委、农业部终于在1982年将杂种小麦研究列入国家六五攻关计划，组织全国攻关，并提出了“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使此项研究很快取得新进展，并带出、发展、壮大了杂种小麦研究队伍，为“七五”期间能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初，他年逾古稀，又患心脏病，行动需借助手杖。但他坚持每天自带午饭乘公共汽车去东北旺小麦试验地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小汤山疗养，但心里惦记着小麦试验，曾多次借故请假脱身，回来时先下地看小麦，然后才回家，连司机都知道他这一活动规律。1984—1985年期间，他因患心肌梗塞，曾数次住院抢救。医生告诫他必须长期安心静养，他自己也知道病情的严重性，1985年4月曾在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床头翻阅田间记载小册子。他视事业重于生命，真正作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蔡旭知人善任，奖掖后进，善于发挥众人之长。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但当他得知某一同志确实能够胜任工作，就放手让人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他采取给任务、压担子的办法培养助手，安排他们围绕育种工作各有专司，各有方向，独挡一面地工作，后来他们逐渐成长为各有专长的小麦育种家。他所主持的小麦课题组成员之间既互有分工又能协同作战，遇有分歧，他总是让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做到求同存异，团结共事。因此，多年来这个小组一直是一个五个手指握成拳头的集体。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北京农大的小麦育种工作才能历尽艰辛而始终不辍，并做出很大贡献。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集体，蔡旭才得以腾出手来从事教学、科研、生产工作，参加许多行政和社会活动，以发挥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有关领域中的积极作用。蔡旭襟怀坦荡，把作物育种视为人民的事业，对育种材料从不据为私有，主张开放育种，强调单位间协作。早在1950年就曾将900余份原始材料发给16个省市的育种单位使用，其后又将杂种第三、四代甚至第六代材料分发给兄弟单位，后来他们都从中分别选出十几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使是审阅他人的论文，对有些数据还要亲自计算核实。他写文章要经过仔细推敲，力求准确可靠。他指导生产要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思考后才提出建议。

他热心传授知识，不论是学生、工人、干部、领导，不论是课堂、田间、会场，一提到小麦便会热情洋溢地谈论起来。一次在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起小麦大面积增产技术的意义与作用，历时一个半小时。与会代表中有人不大了解小麦生产，也有人听不懂他的口音，却无不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从不做违心之论。早在中学时期，就曾参与赶走一个任用私人、贪污腐化的校长而险些被开除。解放前夕，他路遇反动当局捕扣一位进步学生，便挺身而出解救了这位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历次运动中，凡是想不通的问题他就开诚布公地讲出来。对错误作法，如1958年的高指标、浮夸风则进行公开辩论和抵制。由于他热爱党的事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数十年如一日，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旭担任的职务很多。在学校曾任农学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等职。

曾兼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历任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五届人大代表和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七届和八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农牧渔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国科协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常委理事、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作物学报》主编等。对每一次职务，他都尽力尽责，认真工作。蔡旭一生选育良种，培养人才，促进生产，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引进的小麦种质资源和培育的优良品种，正在我国小麦育种事业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育成的第二、三轮推广的冬麦品种中，约有数百个其亲本均有“胜利麦”、“早洋麦”、“南大2419”或“农大183”等血统。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很多是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的骨干，而且做出了成绩。他倡导并参与的北京市小麦顾问团，已经成为一支经验丰富的技术指导咨询队伍。他那忠心耿耿、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磊落坦荡的风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1989年为弘扬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在北京农业大学农学楼前树立了蔡旭半身铜像，以志纪念并昭后辈。

1　周承钥，蔡旭．小麦田间试验技术的研究．中央大学（单行本），1937．
2　蔡旭．中央大学农学院五种改良小麦品种．中央大学（单行本），1937．
3　金善宝，蔡旭．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四川农业改进所专刊，1942．
4　蔡旭．小麦成株抗条锈病遗传研究．中国农业杂志（英文版），1949，1（1）：29—42．
5　蔡旭．华北地区高产劳模经验总结．北京农业大学校刊，1952．
6　蔡旭．早洋麦（农大1号）及钱交麦（农大3号）的介绍．农业科学通讯，1955，（6）：350—352。
7　蔡旭，刘中宣，张树榛等．小麦抗锈选种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1（1）：7—30．
8　蔡旭，张树榛，杨作民等．适于华北地区几个抗锈小麦新品种的育成（农大36、农大90、农大183、农大498）．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7，3（2）：124—152．
9　蔡旭等．从1959年北京地区小麦丰产经验谈小麦的播种密度追肥和灌水问题．1959年北京地区小麦栽培研究报告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
10　蔡旭主编．作物育种及良种繁育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11　蔡旭，张树榛．农家品种在当前生产中的作用．光明日报，1962，7．30．
12　蔡旭，刘中宣，张树榛．小麦杂交育种工作中品种特性遗传传递规律和亲本选配问题．作物学报，1962，1（2），85—96．
13　蔡旭．作物育种及良种繁育中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62，10，9．
14　蔡旭等．北京地区三种不同生产水平的小麦栽培管理历程表．北京市作物学会（单行本），1963．
15　蔡旭．小麦抗锈育种工作的现状与发展．中国农业科学，1964，（1）：12—20．
16　蔡旭，杨作民．谈谈冬麦区抗锈育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植物保护，1965，3（1）：1—3．
17　蔡旭等．华北地区小麦育种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业科学，1978，（0）：12—18．
18　蔡旭主编．全国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学术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5，11（4）：1—236．
19　蔡旭主编．植物遗传育种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