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1901年9月19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的阿茨格斯多夫，1926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该校任教。
1937年起，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阿尔贝塔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处任教。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初步框架，1945年在《德国哲学周刊》 18 期上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的文章，但不久毁于战火，未被人们注意。
1947年在美国讲学时再次提出系统论思想。
1950年发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开放系统理论》。
1954年，与A.拉波包特等人一起创建一般系统论研究会，出版《行为科学》杂志和《一般系统年鉴》。贝塔朗菲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建立关于生命组织的机体论，并由此发展成一般系统论。
1955年专著《一般系统论》，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著作。
60～70年代受到人们重视。1972年发表《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把一般系统论扩展到系统科学范畴。
1972年6月12日卒于纽约州布法罗。
1901年9月19日，正当20世纪拉开序幕之时，贝塔朗菲降生在维也纳一个古老而又赫赫有名的家族之中，其家族史可溯源到几个世纪以前，也许正是他那古老的家族，孕育了他日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贝塔朗菲的父亲，古斯塔夫·冯·贝塔朗菲(Gustav Von Bertalanffy，1861-1919)是一个杰出的铁路管理人员，他的母亲夏洛特·沃吉尔(Charlotte Vogel)是维也纳一个富裕出版商的女儿。由于贝塔朗菲的哥哥姐姐都曾不幸早夭，所以贝塔朗菲受到了母亲极其细心的照料，10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接受私人教育。
少年时期，贝塔朗菲的父母离异，并又各自重新组织了家庭。贝塔朗菲随母亲与继父爱德华·卡普兰(Edward Kaplan)一起生活。象他的生父一样，卡普兰也是一个杰出的铁路管理人员。在渡过初始的一段冷漠期之后，贝塔朗菲开始欣赏继父及其母亲生活圈子中的朋友，朋友中有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等，这使贝塔朗菲从小就受到学术氛围的熏陶。
在大学预料学习阶段，贝塔朗菲即涉猎了荷马、柏拉图、维吉尔(Virgil)等人的著作，还接触到拉马克、达尔文、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的理论，并且掌握了数学中的微积分。此时他的爱好广泛，兴趣还未定型，这从他还尝试写过诗、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在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中，他熟悉了显微镜，同时开始练习动植物的解剖。贝塔朗菲早期对生物学的兴趣，显然与环境的熏陶有关。母亲的朋友、也是他们的邻居，保罗·卡默勒(Paul Kammerer，1880-1926)先生是一个生物学家，信奉拉马克主义，他经常与贝塔朗菲一起讨论生物学问题，这对贝塔朗菲日后生物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得益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求学生涯，使得贝塔朗菲能自由地涉猎广阔的知识领域，从而为他以后的博学和跨学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在大学预科学习时，贝塔朗菲经常缺席，但他最后毕业时仍保持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渡过短暂一段时期之后，贝塔朗菲注册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儿，他强烈地被科学和哲学所吸引，并参加了由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组成的维也纳小组的讨论会，这个小组的领袖人物就是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对于贝塔朗菲来说，当他系统地踏进哲学门槛之际，首先受到的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强烈影响。贝塔朗菲一生都敬重仰慕石里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石里克所代表的哲学观点的反驳。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应当同科学联姻，与形而上学分离，因此就要抛弃宗教、伦理学等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忠实于严格客观的经验事实。正是在这一点上，贝塔朗菲反驳道，事实上，每一个科学上的努力都要受到当初决定从事这场努力的出发点的影响，对这一基本偏见存在的否认，就是一种伪善或道德白痴。绝对的科学客观性是一种神话，而对于人类价值没有任何兴趣的科学家也只能是一种机器人。贝塔朗菲一生的研究事业都与这种基本态度密切相关。
在生活的道路上，青年贝塔朗菲很快就领略了爱神的魅力。1924年，贝塔朗菲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姑娘，玛丽·鲍尔，相遇后短短的接触，使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恋人。玛丽是一位金发碧眼、柔嫩美丽的女孩。她是维也纳一位商人的女儿，已从大学预科毕业，并通过了大学录取考试，正在考虑选择数学或医学职业。但是正如她多年以后所回忆的，我没有进入大学，因为我的生涯已与贝塔朗菲融为一体。确实，几乎从他们第一次相遇起，她就成为他的一部分，他的每项成果无一不留下她的影响的印记。他们于1925年3月结婚，婚后有一男孩，以后成为生理学家。
与此同时，贝塔朗菲在学术的道路上奋力跋涉。在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是对一位心理生理学的先驱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1801-1887)的研究，这是他对心理生理学流露出浓厚兴趣的端倪。1928年，他出版《现代发育理论》一书，这是一本评价当时流行的各种生物学理论思潮的著作，他的有机论生物学观点在此崭露头角。1932年，他发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1933年，《现代发育理论》被翻译成英文。随后的一年，维也纳大学任命他为无薪教师，这是一种只有荣誉没有薪水的职称，后来他在动物系担任正式教授，为医学专业的学生讲授生物学。在贝塔朗菲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他的听课对象大多是医学院学生，这显然有利于他在生物学与心理学这两大领域从事研究与著述。
1937年，贝塔朗菲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用一年时间研究美国生物学的发展，以便为维也纳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员，贝塔朗菲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一系列讲座，利用这一机会，他首次向公众宣传他那尚处于酝酿之中的一般系统论原理。1938年春，他们夫妇俩又走访了美国的许多大学，这是一段美好而又辛酸的时光，因为正是在那时，他们获悉家乡已被希特勒吞并。于是，他们决定留在美国，贝塔朗菲向基金会提出申请要求再延长一年。答复是这项申请需要一封来自申请者原来大学的保证信，以便他回去后可继续得到一个求职位置。这封信很快得到了，但后来的情况却是，基金会以贝塔朗菲可毫无困难地得到求职位置，而某些科学家和学者却处于更糟糕更需要帮助这一境地为理由，拒绝了这一申请。贝塔朗菲欣赏这一道德逻辑，但却抑制不住深深的失望。于是余下的时间，他在马萨诸塞的海洋生物学实验室，对一种扁虫的生长性质作研究，并且利用这一机会同其他生物学家一起讨论生物学问题。他们中有摩尔根、韦斯等。然后夫妇俩在纽约乘船回欧洲，虽然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但却没有料到，他们正在驰向二战的深渊。
一到维也纳，贝塔朗菲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在实验室，他又对生长的性质，包括癌的生长进行了研究。战争爆发以后，他还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医学院学生开设生物学课程。年轻人为避免进入德国军队，纷纷注册学医，于是学生人数剧增。战争期间，德国对科学家的束缚不是很严重，也许因为第三帝国的科学在纳粹迫害下已所剩无几。最为困难的是在战争后期，1945年4月，苏联军队包围维也纳期间，炸弹毁坏了大学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贝塔朗菲夫妇俩在25年间收集的书籍毁于一旦。此刻，剩下的选择除了失望就是工作。正是在如此艰难时期，贝塔朗菲开始了《生命问题》的写作，这是一部系统阐述贝塔朗菲生物学思想的著作，其中还对一般系统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1948-1949年，贝塔朗菲受莱迪·戴维斯基金会赞助，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任生物学教授，再次向医学院学生讲生物学，还帮助筹建生物学系，并获政府赞助研究生长和癌细胞问题。在那儿，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癌症诊断方法，并且长期以来对生长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在对细菌、昆虫、啮齿类、蠕虫、蛇的生长研究基础上，他设计了一种数学方程，可用于预言被测试物种的生长速率，还可应用于对植物、动物生长过程的基本研究。贝塔朗菲对人和动物的不同生长曲线特别重视。由于受激素的影响，人类的幼儿期延长，从而性成熟推迟。贝塔朗菲认为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创造文化，这就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和符号世界的创造提供了体质上的条件。
1954年，在接受他的加拿大身份以后几天，贝塔朗菲辞去了加拿大的工作，接受邀请成为加里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一决定对于系统运动来说具有深远影响。因为正是在这个中心，贝塔朗菲与经济学家K·博尔丁、生物数学家A·拉波波特、生物学家R·吉拉德合作，成立一般系统理论学会。但中心仅维持了一年，贝塔朗菲不得不再次寻找工作。
1955年11月，洛杉矶Mt.Sinai医院心理-生理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F.亚历山大邀请贝塔朗菲到研究所主持生物学研究所。在医院中，贝塔朗菲研究用幻觉剂和镇静剂来治疗精神病人，并继续对生理学和疟疾作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加州的医学院生理学系任访问学者，给另一个精神病诊断所作讲座。在此期间，他频频参加国际间有关心理-生理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会晤心理学家皮亚杰等人。
在洛杉矶，贝塔朗菲渡过了一段美好却是短暂的时光。1958年，医院的研究经费发生困难，贝塔朗菲被迫再次寻找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找寻工作时，他总是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却留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精神心理学家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意识到贝塔朗菲的系统研究对于精神病学的价值，就邀请他到门宁格基金会作访问学者。近60岁时，他的朋友、心理学家罗伊斯(T.R.Roycc)邀请贝塔朗菲到阿尔伯特大学，帮助建立理论心理学研究中心，并兼任生物学系的理论生物学教授。在这段时期，1961-1969年，贝塔朗菲发表了《机器人、人和意识》(1967)、《有机心理学和系统理论》(1968)、还有《一般系统理论》，该书被翻译成德、意、法、西、日等文。鉴于他在心理学领域作出的贡献，1967年，美国心理学会选举他为荣誉学会。
除此以外，贝塔朗菲还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任职，并在理论生物学中心工作。在那儿，他讲授多种有关系统科学和哲学的课程。他的同事回忆道：贝塔朗菲是一个相当外向和喜好交际的人，他毫不费力就能接近他并不认识的人。尽管他那3小时的讨论班定在周五下午4时，这正是周末，但他的听众从未少于50人。
1971年初，贝塔朗菲因心脏病发作住院，三星期后痊愈出院。1971年9月，贝塔朗菲到了退休年龄，但又有一年的延期。在他70岁生日之际，他的朋友为他举行了一个生日晚会，参加者有博尔丁、拉波波特、罗杰、拉兹洛等人。
1972年6月9日，贝塔朗菲正在工作，中午以前，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被送进医院，这一次没有再痊愈。
这位与世纪同岁的睿智的老人，走完了一生颠沛流离的学者生涯，但他的名字已与系统思想同存。 [1]
《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
贝塔朗菲在本书中对现代科学和哲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是，他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生物学实验成果和思想成果，深刻剖析了长期进行激烈论争的机械论生命现与活力论生命现的本质特征和思想根源，提出了超越机械论与活力论生命现的第三种生命现——机体论生命现的基本原理。
贝塔朗菲认为，机械论生命现主要表现为“分析与累加”的观点、“机器理论”的观点、“反应理论”的观点。其特征是：把有机体分析为许多基本单位，再通过将这些基本单位累加的方式解释有机体的性质；把生命过程的有序基础视为预先建立好的机器式的固定结构；把有机体看作本质上是被动的系统，只有当它受到外界刺激才作出反应，否则就是静止的。他详细分析了这些机械论观点在近现代生物学诸学科的具体表现，尤其指出了传统的细胞理论、生物发生律、自然选择理论、基因论、神经中枢和反射理论等重要生物学理论所含有的机械论倾向和它们的局限性。
同时，贝塔朗菲认为，活力论是由于机械论未能解释生命的主要特征而出现的另一极端思想，但它本质上仍把活机体看作各个部分的总和，看作机器式的结构，设想它们是由灵魂似的操纵者控制的，从而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同样陷入困境。
贝塔朗菲根据生命有机体的等级秩序、逐渐分异与逐渐集中化、均等潜能与等终局性、动态有序、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自我调整、节律－自动活动等特征，提出了机体论的基本原理：整体原理（组织原理）、动态原理、自主原理。这些原理表明：有机体是一个独特的组织系统，其个别部分和个别事件受整体条件的制约，遵循系统规律；
有机体结构产生于连续流动的过程，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有机体是一个原本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系统。
贝塔朗菲用机体论观点探讨了生命有机体的组分与成分、个体与整体、潜能与目的、稳态与动态、能动性与应激性、异速生长与按时生长、预成与渐成、方向性与开放性、
结构与功能、形态和行为的历史性以及生命界的组织层次与等级体系等问题，对细胞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进化论、生态学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贝塔朗菲还用机体论观点分析了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认为生命系统是比物理系统更为复杂的系统，有其独特的规律，生物学定律不只是物理－化学定律在生命领域的应用，而是比后者更高层次的定律，它不能还原为后者。他主张以精确的方式建立生命界所有层次的组织定律即系统定律。贝塔朗菲撰写这部著作时，正处于分子生物学从“前科学”时期进入“常现科学”时期的前夜，他当时还不十分清楚分子水平上生命活动的某些具体细节，对微观生物学问题作了某些猜测性解释。但是，他提出的机体论思想，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愈显其重要。现代生物学借助物理－化学手段在深入研究有机体的微观层次的过程中，尽管分析和还原的方法对于探讨生命活动的机理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人们要更完整地认识生命活动的特征和规律，则需要以机体论原理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
贝塔朗菲在本书中作出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用机体论概念揭示了现代科学诸学科基本原理的逻辑相应性或同型性，在机体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学科领
域、富有新世界观意义的“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法则，为科学的统一或科学的整体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在本书中，他广泛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心理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新的思想成果，其中包括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跃迁理论、波粒二象性理论，开放系统
非平衡态热力学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格式塔心理学，过程哲学等，尤其考察了具有明显整体特征或系统特征的统计学思想方法对现代科学的普遍影响，发现各学科领域普遍出现了类似于机体论的整体原理、组织原理和动态原理。正如他所说的：“机体论概念在从生物学的特殊问题直到人类知识的一般问题的许多领域中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 “机体论概念的最终概括是一般系统论的创立。”（原书第189页）60年代后期以来，贝塔朗菲为代表的系统论思想风靡世界各国学术界，成为现代科学长河中波澜壮阔的新思潮。
贝塔朗菲创立以机体论为核心的系统论，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他生长于德语文化圈的国家，德国古典哲学把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个巨大的、具有等级层次的有机体，把世界视为永续流动的过程的思想，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理论所包含的整体性思想，发源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所体现的整体、动态、组织的思想，德国生物学家杜里舒关于调整卵发育出现“等终局”的实验成果，以及德国诗人歌德文学作品中关于变动中的持存的哲理，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0年代，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哈肯（Haken）和德国生物物理学家M．爱根（Eigen）分别创立的关于非平衡态自组织系统的协同学和超循环理论，都是贝塔朗菲机体论和系统论思想的发展。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西方哲学与文化表征为“机械论”，将中国或东方哲学与文化表征为“机体论”。然而，了解贝培朗菲的机体论哲学，从而了解渊源于德语文化圈的西方机体论哲学，也许有助于我们调整上述看法，促进东西方机体论哲学的比较研究，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贝塔朗菲撰写本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散去，原子弹蘑菇云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的心灵，同时西方工业化浪潮开始向全球扩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贝塔朗菲在本书结语中以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机体论哲学思想，深刻警示了机械论世界观导向技术主宰世界，生命技术化、人类机械化的恶果，甚至导向毁灭人类的危机。贝塔朗菲在60
年代后期发表的《机器人、人与心智》、《一般系统论》两部著作，以及P．A．拉威奥莱特（Laviolette）选编的贝塔朗菲文集《人的系统观》，进一步发挥了《生命问题》
一书中的机体论的人文主义观点，一方面批判了物理主义和技术卞义，另一方面批判了生物主义。他尖锐地指出了那种把物质粒子的运动视为世界终极本质和用技术统治世界的机械论世界观给现代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以机体论世界观呼唤生命的尊严感。他提倡“关心人类的一般系统论”，告诫人门警惕那种“只涉及数学、反馈、技术的机械系统论”贬低人文价值，把社会生活引向工程比、机器化的歧途。他反对滥用控制论解释人类问题，滥用机器人模型说明人的行为与形象。他同时反对将人类社会与生物群体进行机械类比的生物主义，他指出人不仅具有生物学价值，更主要的是具有文化价值，反对将人的价值还原为生物学价值。他还特别强调要防上将系统论误用为贬低个体价值、推崇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贝塔朗菲在本书中还吸取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后的现代科学哲学的思想精华，用以论述生物学研究问题。他对理论与观察，还原与整合，假说－演绎、科学抽象、科学符号、
概率统计以及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作了生动的阐述。并且还探讨了非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等哲学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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