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民

郑哲民，1932年2月7日出生，广东新会人，中共党员，侨眷，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中国昆虫学会分类区系专业委员会主席，美国纽约科学院国际会员。

　

历任陕西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处处长、生物系蝗虫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昆虫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1955年毕业于华东师大生物系；
1955年至1957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动物专业研究生。

1982年晋升教授，198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从事动物学及昆虫学的教学与研究。发现蝗虫新属二十三个、新种一百零四个，收藏蝗虫标本四百种。

　

从事生物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40多年，为我国昆虫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贡献，为该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科研方面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7部、高质量的教材2部；先后发表蝗虫新属种占国内解放后发表新属种总数的一半以上，填补了国内空白。
教学方面寓德育于知识传授之中，近年来为国家培养了18名博士生，49名硕士生和大量的本科生，学生多数已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先后获得国家级奖励5项，省部级奖励7项。其勇攀科学高峰，献身教育事业的模范事迹在广大侨眷中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有《甘肃省蝗虫图志》、《云贵川陕宁地区的蝗虫》、《云贵川陕宁地区的蝗虫》、《蝗虫分类学》等11部专著。

主编了《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卷直翅目蝗总科》、《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二卷直翅目蚱总科》。

在英国《Systematic Entomology》，美国《Orienta Insects》，台湾《Zoological Studies》等10多种刊物上发表论文552篇，发表蝗虫新属56个，新种497个，其它昆虫新种231个。在发表蝗虫新属新种数约占解放后国内发表新蝗虫新属新种总数的一半以上，将我国蚱总科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宁夏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高教系统优秀教师
陕西省科技成果二、三等奖
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三等奖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10多项奖
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第二届孺子牛金球奖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1997年高等师范教师奖二等奖

郑哲民自述：甘当科技界的二传手

我1950年7月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当时刚解放，和几位同学一块离开昆明参加华北区、华东区的高等学校统考，随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我这个班因只有4人，就合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在校期间，得到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如张作人、薛得育等指点，对动物学产生浓厚兴趣。

1955年毕业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国内一级教授武兆发先生学习，重点在组织和细胞生物学方面进行研究。1957年研究生毕业，原分配到华东地区，后因一位分配到西北地区的同学有困难，而和他调换，因而来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当时陕西师院刚建校一年多，师资缺乏，多数教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从中学调上来的年纪较大的老教师，来到这样的环境，大家都差不多，除了搞教学外，没有人能在科研上给以指导。

1956年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浪潮，1957年，当我们毕业时，全北京的高校毕业生聚集在工人文化宫，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号召我们要向科学进军，勇攀科学技术高峰。这些话激励着我，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

参加工作后，由于陕西师院是新建院校，仪器设备非常欠缺，我研究生所学专业是组织细胞方面，这里没有能满足进行研究的条件，加上我的导师又刚去世，在陕西师院没有老教师能指导我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我觉得只搞教学不搞科研是无法提高的。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根据现有的条件进行工作，没有本校的指导教师，我就向外地著名学者求援，得到了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上海昆虫研究所夏凯龄教授的帮助，开始进入研究昆虫分类的行列。

在当时收集文献资料非常困难，那时还没有复印设备，我都是利用假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到上海昆虫所收集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是靠手抄或打字机抄写。记得有一本专著，我断断续续用了5年时间才抄完。当时还没有科研经费，开始时我都是用自己的钱外出采集，以后在科研上有了一些成绩，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每年给我拨一部分科研经费，使我逐步打开了局面。

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很不平坦，在60年代前的一些运动中，如红专辩论、交心运动，都把我作为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典型进行批判。这些并没能动摇我搞科研的决心，我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假期中进行调查，没有饲养室，我就在自己的宿舍中养虫观察。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我一个人背着采集工具，离开西安，走遍了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几个省，采集到大量的蝗虫标本，为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能很快地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大量科研论文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我在昆虫分类、蝗虫的综合分类、蝗虫的综合防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出版专著11部，发表论文450篇。在传统分类方面发现了我国和非洲卢旺达共和国直翅目蝗总科昆虫新属42个，新种320个；蜢总科新属1个，新种4个；蚱总科新属10个，新种67个；螽蟖总科新种5个；半翅目蝽象新种3个。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蝗总科昆虫8科、31亚科、140属、400余种，编有科、属、种系统分类检索表，对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蝗虫的地理区系进行了划分，并首次对卢旺达共和国蝗虫做了调查，系统报道。在蝗总科昆虫发表的新属、新种约占国内解放后发表总数一半以上。对蚱总科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将我国蚱总科的分类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昆虫综合分类学”是1980年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提出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传统分类学为主体，结合各学科先进技术应用于分类学的一门边缘学科。从1981年开始着手进行研究，以传统分类学为主体，结合生物化学、微量分析、染色体、生化、生理、解剖、发育器、超微结构、数值分类学科来进行我国蝗虫的综合分类。

目前在分子系统学及同工酶和RAPD等分析进行了蝗总科、蜢总科、蚱总科、蜻蜒目、螵科、鳞翅目、夜蛾科、蝶类等的研究；染色体分类从C带核型进入G带、Q带、R带，对蝗总科、螽蟖总科进行了研究；生理分类以蝗虫心电图结合时间序列分析进行了蝗总科8个科的分类研究；数值分类进行了锥头蝗科、癞蝗科和斑翅蝗科的研究，在上述领域发表的论文在国内蝗虫研究中为首次，而应用心电图的ARMA谱分析技术于分类中，在国际上尚属首创，为昆虫综合分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肯定。1982年以来，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陕西师大先进工作者、陕西省高教系统优秀教师、陕西省直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陕西省直科教系统端正党风先进个人，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1994年被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会员”。

多年来，我共招收、培养了28名博士生、102名硕士生、24名访问学者，并积极为本科生讲课，毕业学生中已有25人晋升为教授，40人晋升为副教授，学生中有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的，有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有教学、科研骨干。

例如，我的博士生马恩波，现为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徐正会，西南林学院资源环境学完院院长；任国栋，现任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博导；贺达汉，现任宁夏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李后魂，现任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博导，教授；周善义，现任广西师大生物系主任，教授；韩雅莉，现任汕头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廉振民，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教授；奚耕思，现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黄原：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蒋国芳，现任广西科学院生物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保平，现任新疆农业大学外事处长，教授。

我还多次到国外著名大学和国际会议上做有关昆虫综合分类的科研报告。1998年7月，在美国罗德岛州立大学作了蝗虫心电图ABMA谱分析技术在昆虫分类学中的应用的报告。1999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做有关昆虫综合分类在中国发展的报告。2000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做了中国动物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报告。

我一直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动物所所长，致力于昆虫系统与进化学科建设。近年来负责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研究项目5项，陕西省自然科学研究项目4项，中科院区系分类学科特别支持项目2项，与法国“国际蝗虫综合治理中心”及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合作项目5项。

曾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二、三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陕西省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共14项奖励。

在科学的道路上，除了要有勤奋努力，坚强的毅力，百折不回的精神。我还要感谢我的恩师夏凯龄教授，是他带领我走上了研究蝗虫分类的道路，使我从一个完全不懂昆虫分类的青年，一步步地走出来。他的这种乐于帮助青年人成长、在科技界被誉为“科技界的二传手”的精神，也使我在培养我的研究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