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

人口学

人口学：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及其应用的科学总称。人口学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还包括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诸现象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等分支学科。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及相应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类自身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对立统一运动，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产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社会构成变动，及制约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力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人口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决定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内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逐步形成一门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18世纪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19世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就人口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讲，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人口学（英文：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年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对人口学的定义,学者中有不同意见。西方人口学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人口学定义为用实验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研究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变化（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组成）的科学。有人将此称为形式人口学。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学定义为关于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特别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为人口变化内在因素的年龄、性别结构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术。

另一种是将人口学理解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即形式人口学或人口学分析。广义人口学被理解为不仅包括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变量本身的变化，还研究人口变量变化和其他变量（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变化的相互关系。西方人口学家P.M.豪瑟和O.D.邓肯对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所下的定义为：人口学分析是关于人口变量及其变化的构成要素的研究。人口研究不仅与研究人口变量有关，而且还研究人口变量和其他变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还将广义人口学分为广义和最广义两种。前者是把狭义人口学理解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量（出生、死亡……）的科学，不研究人口的社会变量（如宗教、民族、语言……）和经济变量（如人口的职业、行业、收入）。认为广义人口学除研究上述内容外，还包括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标志。最广义的人口学除包括广义人口学内容外，还研究和人口学过程有关的问题（如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不足问题、城市化问题）。还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对人类人口的数量研究。也有人把人口学笼统地定义为研究人口的科学。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概括将人口学与以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也与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变动的社会学相区别。在人口理论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现象本身或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数量资料，但它是以发现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为己任，从而与人口学其他组成部分相区别。

人口统计学包括搜集、整理、评价、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指标体系、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式等。具体说来，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生命登记等方法搜集资料、评价资料，以及对人口现象和过程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的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现象内在纯数量规律（如在一定年龄别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龄别的死亡率条件下，必然形成一个稳定人口模式）。

人口学应用学科包括研究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都是边缘性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结合，人口生态学是人口学与生态学的边缘结合。这些学科具有应用性质,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离开了人口理论的指导，运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制约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发展趋势时，就会忽视甚至忘掉决定人口现象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陷入数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纯数量分析，不能对人口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各门人口应用学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但它们都不能离开人口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如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依据人口理论所阐明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在研究人口和资源相互关系时，也必须遵循人口理论所阐明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下，资源是有限的，它将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质量。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资源新的平衡。反过来，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充实和丰富了人口理论内容，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利用人口统计对人口现象变化的数量观察及对决定这一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常常导致新理论观点的出现。如欧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历史统计数据，提供了人口变化过程的统计描述。而人口理论则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人口转变论。各人口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都为人口理论所吸收，并更加理论化。

人口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结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2] 维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D%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