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鎏

陈启鎏，1913年6月出生于阳江县塘口乡（现阳西县塘口镇）大车村。1945年于浙大研究生院毕业后，陈启鎏被分配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同时在该研究所工作的还有竺可祯、彭加木等著名科学家。

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入奋兴中学读初中。他从小勤奋好学，对昆虫鱼类特别有兴趣，课后常到田野细心观察各种动物活动情况。1924年，他考入广东两阳中学读高中，该校学生勤学钻研的风气很浓。陈启鎏更是一心向学，成为班中成绩最好的学生。1927年，他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

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学毕业很难找到工作。陈启鎏从中大毕业后，经多方周折，才在韶关当上中学教师。然而他的理想是当生物学家。因此，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备考，特别认真复习生物学。不久，他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水生生物学。

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启鎏非常勤奋，他博览中外生物书籍，查资料，做卡片。他的英语特别好，很多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摘录，为以后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于浙大研究生院毕业后，陈启鎏被分配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同时在该研究所工作的还有竺可祯、彭加木等著名科学家。当时我国经济落后，货币贬值，物资供不应求，科研条件很差，没法找到实验基地。这些有学问的热血青年都抱负很大，梦想科学救国，干出一翻事业来报效国家。陈启鎏研究淡水鱼的养殖和鱼病防治，所里没有试验基地，只有到附近农村调查研究，和农民交流淡水养殖和鱼病防治。他把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写出多篇试验报告和论文。但在那个年代，研究成果不能广泛推广，只能是纸上谈兵。

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直迫上海。国民党对中央研究院的140多名学术精英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要把他们迫去台湾，为蒋家王朝服务。这批学者看到蒋家王朝已穷途日暮，不愿再为他们服务。这时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特别是陈毅对这批科学家十分关注，指示党组织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下来。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各方面关系引导他们，又帮助他们用各种办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并对准备留下的学者暗中保护。陈启鎏早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决心留下来。他和竺可祯、彭加木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下，甩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转移躲避起来。地下党组织还给他们送去生活必需品，并在社会上散布一些假消息，说这些科学家已去台湾。他们终于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欢庆上海解放。

195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上海成立，陈启鎏负责水生生物的研究工作。

1954年经政务院批准，动物研究所分成几个专业研究所，其中水生生物研究所分到武汉，所址在武昌东湖。陈启鎏曾任该研究所鱼病学研究室副主任。

随着淡水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淡水鱼苗的人工繁殖和鱼病的防治成为研究所的主要课题。特别是包括粘孢子虫各种病原体引起的鱼病普遍发生，就成了科研重点。陈启鎏带领课题组的部分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暴雨，不顾酷暑严寒，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淡水养鱼的池塘、水库、河道及一些小型湖泊等养鱼水体，进行调查研究，设立工作站，免费为渔农医治鱼病，了解与掌握鱼类寄生虫以及鱼病发生、流行和防治情况，收集了大量有关标本和资料。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们对我国重要养鱼区的鱼病种类及其流行和危害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1962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下达的1963～1967年基本查明全国鱼病和病原区系的科研任务，陈启鎏又一次组织全国有关科研人员20余人，以湖北省作为调查试点，全面收集包括粘孢子虫的各种鱼病和病原体大量标本、资料，加上原来的资料，通过鉴定、整理、研究，编写成《湖北省鱼病病原区系图志》，1973年出版，多次再版重印发行。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台湾曾有人将该书更改作者姓名，盗版印刷发行，陈启鎏知道后很气愤。后经中科院出面交涉，要求台方赔礼道歉，书作者用陈启鎏姓名，并赔偿经济损失，维护了知识产权。1961 1975年间，陈启鎏还有《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鱼病调查手册》（1961年第一版）、《鱼病防治手册》（1975年出版，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等专著，共160多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淡水鱼养殖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当陈启鎏准备攀登淡水鱼养殖科研的峰颠时，来了“文革”的风暴，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几十年辛劳搜集的标本和资料，很多被视为封资修材料，付之一炬。更始料不及的是，他当年留下来不去台湾，被怀疑为潜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跟原苏联交换协作科研资料，也被诬为“里通外国”。他先是靠边站，接着挨批斗，检查所谓“叛国”罪行，隔离审查；最后检查不出什么“罪行”，又说他顽抗到底，把他关起来，长达一年之久。期间，不准看报、通信，不准见亲友，每天只有半小时到监禁大院放风。陈启鎏在逆境中，对自己仍很有信心。他扪心自问，确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坚信始终会把问题弄清楚。但他最痛惜的是白白度过了他能搞科研的大好时光。

“文革”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科学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时陈启鎏已年过花甲，虽经历了这场政治风雨的磨难，但他还志不减当年，决心把失去的时光加倍夺回来。他带领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下基层搞调查，做试验，还担任研究生导师。

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已开始应用于粘孢子虫的研究。陈启鎏带领课题组人员和研究生，走在科研前沿，决心攻下重要鱼病原体之一的粘孢子虫的防治、生活史及其系统进化的难题。他们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粘孢子虫的免疫机理，制备了抗萨斯塔角形虫的多克隆和单克隆抗体；应用DNA分子杂交技术，研究粘孢子虫生活史，以期最终阐明其感染途径和生存规律；通过DNA、蛋白质、同工酶的比较等系统科学方法，探讨其系统进化规律，建立更合理的粘孢子虫自然分类系统。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取得了重大突破。除台湾省外，在全国30个省（区）的池塘、湖泊、水库及江河等不同水体采集的300多种鱼中，共发现粘孢子虫近600多种，为鱼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提出了有效生物防治和药物防治的方法，降低了鱼病的发病率，促进了我国淡水鱼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作出了突出贡献。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陈启鎏进入耄耋之年时，仍不顾年高体弱，接受主编600万字的《中国动物志》的艰巨编写任务。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主编这部书，除指挥成百编辑人员日夜奋战外，自己还亲自编写水生生物部分的《粘体门粘孢子纲》。他殚精竭思，呕心沥血，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躹躬尽瘁，直至最后患了脑萎缩症，才无可奈何地退出他战斗了一生的生物学研究舞台。

在水生生物的科研中，陈启鎏作为带头人，始终忠心耿耿地对待科研事业，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好科研工作，1990年为该所研究员。他虽年事已高，仍站在科研前沿，深入鱼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掌握当今国际高科技情报信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手段

，通过试验、观察、分析、对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科研数据。陈启鎏先后发表《中国淡水鱼类寄生虫区系及鱼病防治的研究》（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淡水鱼类粘孢子虫的研究》 （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粘孢子虫的研究在渔业上的经济意义》等学术论文40多篇，专著有《鱼病的调查手册》和《鱼病的防治手册》。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淡水鱼类寄生粘孢子虫志》，根据原生动物分类法从新提出粘孢子虫纲的新分类系统。在进行科研编著的同时，陈启鎏还多次接受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

先后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了《青鲩鳙鲢四种家鱼寄生原生动物的研究》等论文，揭开了我国鱼病防治的新一页。该论文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果四等奖。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前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协作，进行了我国辽河鱼类寄生虫区系调查，收集了较完整的标本和资料，包括15个类群的鱼类寄生虫共302种，其中粘孢子虫52种，写出了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一些标本资料由陈启鎏签发，与苏联交换。苏联的科研人员不顾修正主义势力的阻挠，也给我们寄来了很多有关珍贵资料和科研成果。

鉴于陈启鎏科研成就卓著，1991年7月国务院给予他特殊津贴。2001年，他获得全国科学成就二等奖。他曾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