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定理
管理学第一原理，人性定理是指主体人自我肯定原理。这一定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任何一个健康的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的。”
即人都有关于自我的意识，深知自我是不同于他人、它物的一种独立存在，并能准确地感知自我与非我的边界，有明确的主体我与客体他人、它物的区分和界定。2.自我决策
即人都具有行为选择自由，没有什么外在力量，可以无条件地决定主体我只能是什么，而不能是什么。主体我是什么，是主体我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的结果。
3.自我肯定
人活动的目的是寻求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表现为，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他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只是服务于他自己特定的目的，无论多么高尚的人，都不例外。自我肯定的内容包括生存需求（有）的满足、自我价值（能）的实现和自我价值判断（善）的实现。人自我肯定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有”的价值满足：任何人都渴求其肉体肌肤的安逸和永恒——实现健康长寿。满足了人的这一欲望，这也就是他的“有”的价值的实现。这一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他生命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了，一个人才能作为能走、能说、能想的一个真实人不容否定地存在。
2）“能”的价值满足：任何人都渴求创造出他所独有的不同来，被他人称道。满足了人的这一欲望，这也就是他的“能”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了，他才能使他感到自己活得有意义，使其生命获得超越于生命本身的社会价值。这里的能又包括两个不同的内容：一是只能满足人们好奇心的能，比如徒手攀登上海金贸大厦，骑自行车飞越长城。二是能给他人带来福利增加的能，比如袁隆平的水稻杂交研究，孟德斯鸠的三权制衡理论。很显然后一种能体现了一种更高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体现在对他人有用上。对他人没有用，也就是对他人没有价值。对所有人都没有，也就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就是没有社会价值。很显然，前一种能对他人有用的程度低，所以其社会价值就低；后一种能对他人有用的程度高，所以其社会价值就高。
3）“善”的价值满足：任何人都渴求自己的思想观念被他人认同和接受，能把表现为他的价值判断的意志，奉为圭臬遵循。满足了人的这一欲望，这也就是他的“善”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实现了，他才能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活得有份量。
4.自我中心
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并视世界万事、万物为与主体我对立的客体。它们的意义和价值都是由主体我赋予的，是它们能够被用作主体我自我肯定的工具，服务于自我肯定的目的。
5.欲望无限
人在确知生存需求（有）的欲望，不可能永恒地满足时，开始转向自我价值实现（能）、自我价值判断实现（善）的追求，并力求通过这两种欲望的满足，来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精神生命的获得，来延长短促的肉体生命。这后两类种欲望，不会像吃饭一样有饱的满足。
6.自我异化
人作为一种动物，总又向往安逸，在没有外部环境压力的作用时，会沉醉于动物本能满足的肌肤之利，而销熔自我，使对自我肯定的寻求，异化为一种自我否定，像吸毒者一样，为了片刻的虚幻体验，毁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只有虚伪的人言，没有不寻求自我肯定的行为。
从管理学的这个原理中不难发现，人既是伟大的，又是渺小的；既是高尚的，又是卑鄙的；既是真诚的，又是虚伪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性是如此的矛盾和不可协调。而是说人在面对不同的环境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有一点是确定不变的，这就是任何一个健康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只是服务于他自己特定的目的，即自我肯定。精神失常的人和理智不清的傻子可以例外，他们不是健康的人。
人在可以懒的时候，不会不懒
这里的懒，不是不行动，而是放纵自己，毫无约束，沉溺于肌肤之利的满足，不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寻求自己的更大、更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肯定。
在现实中，人之所以会懒，正是因为有这种可以懒的条件和环境。
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曾经介绍过这样一个典型：在大西北农村，有些农民穷得只能主要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每年过冬都要救济棉衣，但每年过冬又都没有棉衣穿。冬天来了，给他们救济一套棉衣。到了春天，他们就把棉花抓去变成夹衣。进入夏天，天热了，他们又把夹衣剪开，变成两件衬衣。之所以他们会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冬天来了，政府还会再给他们棉衣。
鉴于这种情况，政府调整了救困扶贫的思路，给困难户输给“造血功能”。对于特困户，无偿提供二十只绵羊，让他们放牧后卖羊毛致富。可有人从县城领到羊后，还等不及回家，在路上就宰了一只吃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坚信，这二十只吃完了，国家会再给二十只。
企业内部的管理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懒、放纵自己、为所欲为，并可不承担任何后果，他就不会向上发挥自己的潜能、奉献自己的智慧。
人性定理
所谓勤劳无益，就是指一个人付出艰辛和努力，并不能为他的利益和欲望带来什么满足，他的活动也仅仅是毫无回报地服务于他人，奉献于他人的“学雷锋”。如果是这样，他就肯定不会付出努力。在中国农村过去的大集体和国有企业，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懒人多，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会付出努力干多、干好？
在80年代，到过一些机关和工厂，有些领导老抱怨他的下属工作不积极、做事怕吃苦。这个错不在于你的下属，而在于你自己。你的下属付出努力和勤劳之后，你不能及时地给他以酬偿，为他们的利益和欲望提供满足，他为什么要努力？在现在的企业中，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员工做了付出，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也就不会再做这种努力了。相反，如果员工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你能及时地给他提供相应利益和欲望的满足，对他的努力和贡献及时给以反馈，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会相对充分地发挥出来。
海尔管理中经常讲到毛宗良的故事。讲广东潮州有一个客户给海尔写了一封求购“玛格丽特”洗衣机的信。海尔总部要求下属企业海尔梅洛尼公司，按照既定承诺在四十八小时内把洗衣机送到客户家里。一台海尔“玛格丽特”洗衣机由青岛运至广州后，驻广州的安装人员毛宗良租了一辆车，专程把洗衣机送往客户家。到下午两点时，在离潮州还有近一半的路程时，所租车因手续不全被交警扣留了。而被扣车的地方又前不着村，后不把店，离最近的海峰城也还有四五公里地。毛宗良拼命地拦车，但汽车司机一见大体积的洗衣机都不愿拉。拦了十多辆车都没有结果，到了下午三点多，毛宗良决定不再等了，找了一条绳子，把150多斤重的洗衣机捆在身上，在温度高达摄氏38度的烈日下，饿着肚子走了两个多小时，达到海峰城后，才另找车上路，按承诺把洗衣机送到客户家。
在这里，毛宗良是在学雷锋吗？不是，完全不是。海尔企业管理规范，任何一个员工只要为企业做出了贡献，都会得到他应有的回报。
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员工白干白付出，保证让员工付出多少、贡献多少，就一定能获得多少回报，并让这种回报严格与贡献成比例。
可能发生而又不应该发生的事，却一定会发生
这里说不应该发生的事，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做出的评价，即管理者不希望发生的事。可能发生的事是从被管理者的角度而言的，即被管理者并不乐意接受管理者给他的限定，同时又有突破这种限定的可能存在。包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而自己并不会蒙受多大损失，或者说所蒙受的损失要小于做了不该做的事，所得到的利益和欲望的满足。
一个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两亿元，净资产超过1.2亿元，每年的采购任务超过一亿元。为了避免采购发生漏洞，他把采购任务交由他儿子一个人承担。没有料到他的儿子也会吃大笔的回扣，甚至因为他儿子吃了回扣，采购的原材料价高质劣，使他企业所承担的一个对外加工订单，因材料质量问题而遭受退货索赔，造成直接损失170多万美元，加上间接损失，蒙受损失总额折合人民币近3000万元，这还不包括信誉品牌损失。
这个老板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儿子也会吃回扣。他只有两孩子，大女儿已经出嫁，他的企业最终都是他的儿子的。按照当地的惯例，外嫁的女儿没有继承权。并且他还告诉我，他儿子花钱，他从不吝啬，手机差不多半年换一次，汽车已经是“大林肯”了。
我问他：“你儿子吃回扣的钱做什么用了？”
“他拿钱在一个星级饭店包了一个二奶奶。”他说。
“这就对了，就是因为你所给的钱还没有完全满足你儿子的所有欲望。”
“不过该花的钱，我都给他去花了。包二奶奶这种花销，我怎么能给他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你认为包二奶奶是不该的，但他却认为是可以的。我知道，在广东有些地方，拉车的就要包一个二奶奶。你儿子作为一个两千多人企业的少老板，他会没有这种欲望和需求吗？你说不应该，这是从你的角度做出的评价。他认为应该，而你又没有为他提供这份花销，他就必然会想歪门斜道弄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你把你的儿子当作世界上最可信任的人，对他的行为不再进行任何控制，这就使他通过吃回扣，满足包二奶奶的欲望成了可能。你认为不应该，但只要你儿子认为应该，而你又没有堵住所有的漏洞，为他想做的事留有可能。那么他就一定会这样做。尽管你的企业将来是他的，但现在还不是他的。对企业承担责任的是你，享有支配企业权力的也是你。所以你的儿子就可能运用你所授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现实的好处。你对授给他的权力没有控制，他吃回扣也就在所难免。”
现实就是如此，只有通过规范化管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利益独立，责任完全的人。谁要做不应该做的事，那就让他付出充分的代价，使他感到做这种不该做的事不值得，那么，堵住了所有“可能”的通路，不该发生的事才不会发生。
企业实施规范化管理，也就是通过事先的制度规范约定，堵住“可能”的通路，避免不应该发生的事的发生。
如何选好人才、用好人才是有效管理的重中之重。对人的管理由于涉及到心理情感、法律、文化、人力资本等范畴，变数较多，因此成为管理的难点。许多跨国企业到中国，生产、市场营销、财务、物流等对“物”的管理比国内企业技高一筹，但对于如何管理好中国人，他们往往会望洋兴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跨国公司的洋管理者无法洞悉基于中国文化传承基础上员工的心理情感活动。
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原则是“人伦”，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前提是“人性”的把握。管理上若不注意研究人性，必然忽略人的重要作用，不去鼓励人与物的配合，易犯偏重物而约束人的错误。所以，必须正确把握人性，正确运用人性，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在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有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中国人性有什么特点呢？从两个方面作简要扫描，其一是人性的假设，其二是国民性格特点。
关于人性的假设前提，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人性有深刻的认知，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的性善论、法家的性恶论、道家的中性论。
儒家性善论。儒家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宋代《三字经》开篇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性善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
法家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为人生来爱好私利，所以为争名夺利，不知辞让；因为人生而有缺点，所以会有阴谋诡计，因此忠实守信不存；因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所以好声色，因此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不存；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定会相互争夺。
道家中性论。在老子看来，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老子指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老子认识到，声色犬马，本是人的需要，过分放纵了人性，必然会带来恶果，说明人性有恶的一面。有恶必有善， 《道德经》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说明人性有善的一面。
由于中国古代儒家统治文化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因此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性学说对中国人的人性影响最大。中国文化中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君子具有优秀的品质，而小人则相反。如“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如鱼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榜样，小人则相反。
基于对中国式的人性假设，中国人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就是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做事就是如何提高工作绩效。搞好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绩效就是管理。只会做人，不会做事，是一团和气，是和稀泥，管理上等于零。相反，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常常得罪人，他的管理也等于零。因此，要先会做人，然后会做事，这就是管理。抓住中国人性的特点，选拔人、用好人，是管理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对国民性有深刻的洞察力，有必要对国民性特点作一下研究，并以国民性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中国国民性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不一定。中国人的个性就是不一定，中国人的事情有变动性，抓住这两句话管理就比较容易掌握住精神。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不一定”，中国人最喜欢说不一定。同样一个中国人，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不一定。中国人说一定的时候，结果也常常不一定。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最强，弹性最大，适应力也最好。中国人最爱，也最擅长变来变去。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就是“不一定。”
差不多。凡事都差不多，中国人的口头禅是“大概、估计、几乎、相差不大。”胡适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叫《差不多先生传》，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性中的差不多性格。
要面子。中国人把面子看得很重，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方能实施有效管理。不少中国人要面子，平时自己萝卜咸菜省吃俭用，可是朋友来了，却大鱼大肉招待一番，勒紧腰带花钱买个面子。
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只要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吵得不可开交，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引来大批人驻足观看，又影响交通。吵架者认为这是为了争个面子，其实面子丢尽了。重理重情。中国人很重理重情，这就有了“合情合理合法”之说。中国人在管理上有一套独特的功夫，这套功夫有个“三字要诀”，即“情、理、法”原则。如果中国人遇到了什么纠纷，总会按照这三字真言按次序进行解决。我们的办法首先是“动之以情”，如果对方不讲情面的话，那就不妨“晓之以理”；如果讲理也讲不通，那就只好撕破脸皮上法庭了，所以这最后一招叫做“绳之以法”。按照中国人的脾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祭出法律武器的。这一点跟西方人似乎不一样，他们可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很多时候也懒得讲理，遇到事情干脆直接对簿公堂好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律师这一职业是很吃香的。
除此之外，中国人性还有一些其它特点，只是不够典型就不一一列举。有效管理离不开文化背景，了解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对症下药，是有效管理的基础。
人性是难以定论的特质。无数的事实说明，人性是变动的，这些人性的光明面也好、阴暗面也好，但以上我们列举的一些特质较为普遍存在。管理的重点是通过管好人进而管好事，如何管好人呢？前提条件是对被管理者的人性特点深入洞察，因势利导。中国优秀的管理者，无不是抓住了国民性的特点，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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