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侃声

1908年3月　生于湖北省安陆市曹家冲。
1931年　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
1931—1933年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助教。
1933—1945年　先后在广西农事试验场河北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湖北农业改进所、云南开远植棉试验场任职任教。
1946—1947年　任湖北省立农学院教授。
1948—1949年　任云南开远裕云木棉场场长。
1950—1957年　任云南省农业试验站站长。
1958—1966年　任云南省农科所粮作系主任。
1967—1980年　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80—1983年　任云南省农科院院长、名誉院长。
1999年1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昆明。
程侃声，字鹤西，1908年3月生于湖北省安陆市曹家冲。10岁前在家读私塾，10岁后随父到北京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小和附中。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经常在《晨报诗刊》、《小说月报》、《华北日报》、《新中华日报》上发表诗文和译稿，得到叶圣陶先生的赏识与鼓励。1935年，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的诗集就收录了他早年的作品《城上》。

中学毕业后，程侃声正准备和父亲一起回乡务农时，恰好收到他翻译的《镜中世界》一书的稿费，解决了上大学的学费问题，于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戏剧性地踏上了学农的道路。

在农学院中，他从一些师长那里获得了深刻教益。汪厥明先生原为农艺系主任，当精明能干的王善佺先生应聘来校后汪即主动让贤，并全力协助王搞好教学和系务工作。这种虚怀若谷，坦荡胸襟，不为个人名誉、地位的高尚品德给他以深刻的教育，并一生引为典范。另一次在家禽课实习时，分给他观察的那只鸡，羽毛既不像母鸡那样圆，也不像公鸡那样尖，他认为不公不母没什么意思。然而，当陈宰均老师指出“这就是问题嘛！”之后，他顿然悟出了任何平凡的小事都藏有学问和道理。从那时起，他逐渐在工作中养成了处处留意的习惯。他常说：“问题，是有心人才会发现的。”这为他后来在农业科研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

1931年程侃声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时，为了追踪国外新动向，曾作过棉花小区试验、棉花花粉直感和辐射效应的研究，也曾在生物统计学上下过一番功夫。虽然因研究时间短而没有做出具体的成效，但他却从中得到一个启示，即“既要借鉴前人，更要独立思考，才会走出自己的路来”。他在50年代以前所涉足的棉花、黄麻、芝麻、烟草、花生等作物的研究中，都给人们留下值得回顾的印迹，发表过不少有关木棉的文章，并曾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单产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和杨龙兴最先将从生花生引到云南，为改变云南花生生产面貌做出了贡献。

1950年，程侃声从木棉转行搞水稻，任云南省农业试验站站长，开始了水稻科学研究工作。40多年来，他扎根于云南，不仅育出应用于云南各生态地区的水稻品种，而且在光温反应型及其亚洲稻的分类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学术思想体系。

程侃声曾先后被选为第三、五届云南省人大代表、第六届省人大常委；云南省第三届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顾问；1980—1983年云南省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资源研究委员会主任。1978年他主持的云南稻种资源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他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主持的云南稻种资源考察获农业部农牧渔业重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水稻新品种“云粳136”获云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85年“云南省稻种资源的综合研究与利用”项目通过部级鉴定获云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7年被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的光荣称号。
1950年程侃声开始了水稻科研生涯。他一到云南，就着手发展云南水稻的生产。这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水稻单产低而不稳，低的只有二三百斤，高的达千斤。为总结群众经验和普及科学知识，他写过不少有关水稻生产的科普文章和小册子。他认为，没有优良的品种取代农家品种，产量就难以突破。于是，他和同志们一起考察、鉴定、提纯，并选育出适合云南各种不同气候特点的山间盆地应用的优良品种，为“李子黄”、“红帽樱”、“１７４”、“３７３”、“云粳１３６”等，推广面积几度超过百万亩，为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直到90年代，有的品种如“云粳１３６”仍然是滇中北部地区的当家品种。他主持配制的一批杂交组合，先后通过审定投入生产。

水稻作为云南省第一大作物，由于受所处的复杂的地理、气候环境等影响，在稻田分布、品种类型、栽培技术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程侃声不辞辛劳，考察了海拔高度从80米到3000米的广大农区，并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50年代末，他提出了“立体农业”的概念，找到了云南的特点和优势，并给生产规划、作物布局、农业区划、稻区划分及品种安排提供了依据。从那时起，“立体农业”的名词就不断出现在云南的科技论文、调查报告、政策文件之中，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他在《适应“立体农业”特点的丰富多采的云南稻种》一文中，系统地把稻种类型和海拔高度联系起来，明确了云南海拔1750米以下为籼稻区，1750米至1900米为籼梗交错区，1900米以上为梗稻区。弄清了稻种资源在云南的分布特点，其论点曾多次被中外学者引用。

提出“三性重组”观点

60年代初，程侃声参加了丁颖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光温生态的研究课题。他利用云南山地小范围内的海拔差异观察温度影响，再用遮光或加光探索日长效应，得到如下结果：①云南稻种光温反应型可分17种；②过去被认为是早粳的高海拔地区的水稻，实际是感温性强的“假早粳型”，而真正的早粳则见于云南陆稻中，这些稻种可能在探索北方粳稻的来源上有一定意义；③感光弱、感温不强、短日高温生育期长的品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④品种“三性（即感光性、感温性、短日高温生育期）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由此，他明确提出，可以通过杂交实现品种“三性重组”，培育出具有不同适应性的新品种，并得到了育种实践的证实。

亚洲栽培稻的分类体系

提出亚洲栽培稻的分类体系

栽培植物的分类，实际是种以下如何分类的问题。鉴于栽培植物一般分布广、变异多，除形态特征异同之外，生理和经济性状上的差异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分类上植物学家、农学家和园艺学家常常各行其是，难以统一，不少学者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程侃声在50—80年代，先后组织、参加了多次对云南稻种资源的综合考察，和大家一道共收集了5000多份珍贵的稻种资源，为他研究稻种分类提供了物质基础。他经过翔实的研究，联系水稻生产实践，提出了自己的分类观点，即“一个较好的分类系统，应该具有包括多种类型的概括性，并能指出它们的遗传和进化关系，具有最大的指示价值，同时又简单明了，在实践上便于应用。”他赞同康多尔（De Candolle）的自然植物和栽培植物在分类上可各成体系的意见，但认为在种和亚种上，两者应保持一致，以确保分类系统的科学性；亚种以下则应多考虑栽培植物的特点，以形态为基础兼顾自然生态和栽培生态作为分类依据，以求将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他在对目前通用的分类方法加以评述以后，对栽培植物的分类提出了如下建议：种—亚种—生态群—生态型—栽培型—品种，同时对水稻分类系统提出下列体系。

这种体系既照顾到了不同生态群各具特色的现实，又在籼粳两大系的划分上脉络分明。虽然对普通群和生态群以下的生态型尚需深入研究，但已起到澄清混乱、着眼应用的效果。

在籼粳的鉴别指标上，平常书上列举的性状多达十几项。程侃声创立的“形态指数法”只用稻色、抽穗时的壳色、酸反应、一二穗节间的长度、叶毛和粒形６个性状分级记分分类，就可以区分绝大多数籼、粳品种，甚至只用前三个性状就可基本解决问题。他的这种分类法简易快速，经得起杂交亲和力和同工酶分析的检验，已开始为国内一些学者所采用。对存在于稻种起源圈内不太典型的籼、粳品种，他用偏籼、偏粳来处理，并推测形态的遗传分化的不同步，可能是产生这些品种的原因。

他以籼粳分类系统为指导，应用杂交亲合力和“形态指数法”，纠正了过去把许多长粒光壳稻和部分镰刀形长粒稻种误分为籼和粳的问题，明确了在印度次大陆也有不少粳型品种，指出澳、非、美三洲的品种多数属于粳稻，大大扩大了粳稻育种的种质来源，还特别强调了印尼粳稻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权威学者H.И.瓦维洛夫（Bавилов）曾断言，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这一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定论。1949年前后丁颖曾两次撰文认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对印度中心说提出了质疑。接着，程侃声于1957年发表了《整理云南水稻品种在稻种演化上的意义》一文，和丁颖的观点遥相呼应，在稻作界把云南水稻推到引人瞩目的位置。以后的几十年，他用更多、更具体的事实论证了云南可能是亚洲稻东南亚起源的北界。在此后的研究中，程侃声和助手们又获得了可喜的进展：①找到了栽培稻分散起源及籼粳两亚种各有其分化中心的证据；②野生稻有通过“杂交”、“分化”的循环，直接分化为籼粳的可能；③野生稻已有了明显的生态分化，并且本身就兼有一些釉粳性状；④粳稻有可能由野生稻直接演化而来；⑤穭稻不是野生种，而可能是籼粳杂交产生的。

对于这些研究工作，程侃声清醒地认识到，水稻起源演化之谜，即使把中国的情况搞清楚了，也只是一鳞半爪，其理论和生产应用上的意义还是有限的。因此，应该着眼全球稻区，继续收集国外品种资源进行全面探索研究才能真正揭开谜底。
程侃声在从事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几十年中，一向对知识不保守，对材料不“保密”。有些和他共事的人曾开玩笑说：“我们把你的东西都挖走了。”而他却认为：“如果一挖就挖尽了，那只能说明我没有出息。”他相信，只要不断地努力探索，就会有不断的进步。他也常说：“人不可没有自信，但不能自恃。”所以他在坚持独立思考的同时，更乐于听取他人的批评建议。他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王象坤教授当年在“籼粳中间型”稻种的有无上有过争论，但志趣一致，意见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们密切协作共事。他重视不同的意见，总是毫不迟疑地和其它方面比自己训练有素的人合作。他认为在学科、专业日益分化而又互相交叉的今天，一方面需要持之以恒的专门研究，更需要能集各家之长，综揽全局的“通家”。所以他希望真诚、团结、互相协作的学风能够广为传播，让年青的一代更加健康地成长。

在工作中，程侃声总是勤而忘倦、锲而不舍。他进入耄耋之年时，仍然和大家一样准时上、下班，有时晚上和星期天还要加班。他每天都在忙于观察稻种，甚至亲自计数杂交F1、F2代植株的结实率，在数以千计的材料中探索。为能更好地服务于科研、生产，他最重视试验材料在田间的生长表现。他完全忘记了高龄，甚至无视80岁时股骨骨折初愈，从来不听从家人亲友助手们的劝阻，每年总要到高温达35℃的元江县试验点，冒着炎炎烈日，踩着没胫的泥水，用肉眼、放大镜一行行、一株株、一穗穗地观察记载他心爱的材料。每天工作之后，晚上还要写观察心得。在程侃声看来，书上，杂志上都是已有的事例，还没有发现的正存在於客观现实之中，所以他事必躬亲，目睹为快。这并不是他不放心别人的工作，而是力求在常人认为是简单平凡的工作中发掘额外的真知。多少年来，他看过的亲本和杂交后代材料难以计数，在他的头脑里似乎已形成了一套独具匠心的知识系统。只要有人提到某个品种，在多数情况下，他就会如数家珍地说出它的类型、形态、早晚熟、米质，甚至遗传特性和利用前景等等。大家曾多次劝他写一本《稻海探贝》一书，把他的心得体会传诸后世，他却因忙于探索而无暇顾及。他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但也不乏灵感和预见。1972年他在长沙第一次杂交稻会议上，就提出过要利用广亲和的品种。这一个问题近几年已成为水稻育种研究的热点。

乐而忘倦的实践，活跃敏锐的思维，一往无前的追求，构成了程侃声科研活动的一生。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说：追求，追求，不断地追求，虽然你将永远有愿难酬，既不要望洋兴叹，也不要停棹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