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安慰剂效应

反安慰剂效应（拉丁文nocebo解“我将伤害”）可以使用检测安慰剂效应相同的方法检测出来。性质与安慰剂效应完全相反,病人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例如一组服用无效药物的对照群组（control group），会出现病情恶化的现象。这个现象相信是由于接受药物的人士对于药物的效力抱有负面的态度，因而抵销了安慰剂效应，出现了反安慰剂效应。这个效应并不是由所服用的药物引起，而是基于病人心理上对康复的期望。

1998年11月12日早晨，美国田纳西州华伦郡的一所中学响起了警报声，救护车和警车闻声赶到，将1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送进了医院。这些人都认为自己中了毒，向医生描述说自己浑身乏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喘不过气来。其中38人病情严重，当晚不得不留院观察。与此同时，警方迅速将医院查封，并请来有关专家对医院的空气、水和物体表面进行了采样，但化验结果均为阴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质。

调查发现，事情的起因来自该校的一名女教师。她上了15分钟的课后突然闻到一股类似汽油的味道，并很快出现了头疼、头晕、恶心等症状。紧接着她班级里的其他几名学生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症状，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学校，得病者甚至包括一名前来接孩子回家的家长。

5天后，那100名病人均恢复了健康，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于是学校决定复课。谁知复课当天又有71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校方不得不再次拉响警报，将这71名病人送往急救室。田纳西州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决定向联邦政府求救。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立即派专人来到田纳西，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专家们在第一时间采集了病人的血样和尿样，逐一排查所有可能出现的有毒化合物和化学杀虫剂，尤其是多氯联苯（PCB）、百草枯和水银等常见的有毒物质，但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则担当起了调查学校环境的任务。他们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仔细检查了学校周边的工厂的排污情况，以及学校周围的空气质量，同时对学校本身的建筑材料，供水系统，排污系统，垃圾处理系统进行了排查，甚至通过钻孔的办法研究了学校周边的土壤和地质情况，结果也是毫无头绪。

一个月之后，几名心理学家来到学校，给学生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自述中毒的学生当中，女性占了69%，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曾经亲眼看到过旁人中毒后的样子。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大多数中毒患者都自述闻到了某种异常的气味，但他们一共使用了超过30个形容词来描述这种味道。

一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1月，参与此事的科学家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此次事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癔病”（Mass Psychogenic Illness）事件，病人并没有接触到任何有毒物质，而是受到了某种强烈的暗示，从而产生了上述那些中毒症状。

这个看似十分荒诞的解释其实是有道理的。科学家早就知道，人的心理作用会对身体机能产生显著的影响。事实上，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的原理就是如此。安慰剂的英文Placebo来源于一个拉丁词汇，意思是“我会高兴”。无数事实证明，如果医生告诉病人某种药有疗效，那么即使它根本无效，也会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的病情有不同程度的好转。1961年，有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反安慰剂效应”这个新概念。反安慰剂的英文Nocebo也是来自拉丁文，意为“我会受伤”。从这两个词的拉丁文原意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概念是互补的，两者的差异在于一个会产生正面效果，另一个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科学家们对“安慰剂效应”研究得很多，因为这是区别一种药是否真正有效的试金石。任何新药都必须经过随机对照试验才能判定是否有效，原因就在于此。相比之下，“反安慰剂效应”则研究得很少。但是这次田纳西中学集体中毒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因为这类事情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先不说对受害者身体的伤害，就拿经济损失来说，此次事件占用了当地医院178个急诊室床位，出动了8批次救护车，仅这两项就花费了93000美元，后续的检测费和专家的人工费更是无法计算。如果早一点发现真正的病因，就会减少很多损失。

问题在于，因为人道主义的原因，“反安慰剂效应”很难进行研究。目前最有价值的进展来自新药的临床试验，因为临床试验必然涉及到副作用。研究显示，如果医生们事先告诉志愿者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么大约会有四分之一的对照组的志愿者报告说自己感觉到了副作用，虽然他们服用的是完全无效的安慰剂。

与此类似，大约有60%的癌症病人在接受化疗之前就会感到恶心，这也是“反安慰剂效应”在作怪。

“反安慰剂效应”往往会让医生处于两难的境地。按照规则，医生必须事先告诉病人某种药的副作用，但如果直言相告，却会增加副作用的几率和强度。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医生们必须掌握同病人讲话的技巧。当然，最终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对“反安慰剂效应”发生机理的研究结果，但我们还需耐心等待。

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人们已经很难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意念能够杀死人！如果有一个装束奇怪的男人在你面前跳跃并挥舞一根骨头，说你就要死了，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大笑不止。但是，如果有一个衣着得体、获得无数医学资格证书的医生跟你说同样的话，同时你拿到的许多医学扫描和测试报告都说着同样的话，这时，你会作何感想？

大家可能会认为“巫毒”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只存在于边远的部落地区。但是，根据田纳西州维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Clifton Meador医生的记录，巫毒诅咒现在已经改头换面，采取了新的形式。以Sam Shoeman为例，他在20世纪70年代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后来，Shoeman果真在预计的时间死去。结果尸体解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医生搞错了，肿瘤很小，并没有扩散。“他并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他相信自己将会死于癌症。”Meador说，“如果每个人都用对待将死之人的态度对待你，你也认为自己会死，你身体的所有部分也会死去。”Shoeman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却是普遍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例如，许多病人备受许多疾病副作用的煎熬，却只是因为他们被医生告知应该会有这样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即便患病的风险相同，那些相信自己是高危人群的人和认为自己是低危人群的人相比，他们会更容易患病。

集体癔症几个世纪以来，无由病症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癔症。英国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Irving Kirsch和Giuliana Mazzoni受到一起集体癔症的启发，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让一部分学生吸入一种没有任何毒害作用的气体，并告之该气体含有可疑的环境毒害物，会导致头痛、恶心、皮肤发痒和疲倦。然后，让一半学生观察一名妇女吸入“有毒”气体后出现上述副作用的情形。结果，吸入气体的学生比没有吸入气体的学生更容易表现出这些症状；而且女性更容易患病，尤其是那些观看了妇女遭受折磨的人。这种性别差异也存在于集体癔症。

与安慰剂效应相反的就是反安慰剂效应：相信自己生病了，自己便真的会生病；相信药物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有害的副作用便会产生。科学家进行过临床试验，他们让患者服下完全没有任何药效的假药，并告之该药有很严重的有害副作用，结果大约1/4的患者真的体验到了有害的副作用，如疲劳、抑郁症和性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心理现象显然会真正地影响人的大脑。通过使用PET扫描技术（正电子发射X射线层析照相术）对产生安慰剂或反安慰剂效应的人的大脑进行扫描，密歇根大学的Jon-Kar Zubieta去年报告了他的研究结果———反安慰剂效应会降低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跃度，从而增加人的疼痛感。相对应的，安慰剂效应则产生相反的作用。

2009年4月23日起，吉林化纤厂近千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毒”症状，与该厂邻近的生产苯胺的康乃尔化工厂被疑为祸因。直到20天后，此事被媒体披露。5月14日，卫生部专家组公布结论排除了化学中毒，认为是“心因性反应”。

诊断结论很容易得出，心病的病根在于隔街为邻的苯胺厂。2005年吉林石化爆炸事故声犹在耳，“最危险”的苯胺厂“复活”后搬到家门口做了邻居，怎不教人胆战心惊。作为化纤厂工人，对于化工污染更比常人多一份认知，为了糊口，工人对于“化纤厂生产过程也会有化学毒物出来”一直忍耐，但随着更大毒源的贴身紧逼，化纤厂工人们担心生产生活环境安全的忧惧神经，终于被一股气味或者莫须有的气味彻底压垮了。

[2] 网易 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25/11/5A5G1GR9000125L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