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麟

1911年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农村。
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1934—1938年：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大胜关农场技术员。
1938—1939年：任云南省昆明昆华高级农校教员兼农场主任。
1939—1941年：协助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并任技士和助教。
1941—1945年：任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讲师、副教授。
1945—1946年：考取公费赴美实习生，先后在依阿华州立农学院和康乃尔大学学习。
1946—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任农场场长。
1952—1960年：任浙江农学院副院长兼农学系教授。
1960—1965年：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1965—1979年：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79年：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1979年6月23日：逝世于杭州浙江医院。

丁振麟，1911年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父亲早逝，留下兄弟姐妹五人，靠母亲做裁缝养活一家。他在余杭县五堰庙初级小学读书时，聪敏好学，成绩优良，由老师介绍到普济堂高级小学免费学习。高小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浙江大学农学院附设高级农校就读，每天往返要步行几十里，课余还要在堂伯米店帮工，这样半工半读直到农校毕业。193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课余仍帮工以维持生活。1934年以出色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毕业后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大胜关农场任技术员，一面继续学习农业科学理论，一面在金善宝等专家、教授指导下从事农场工作和科学试验。1939年，他在云南大学农学院筹建农场，并担任农场技士，兼农艺系助教。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1941年升任讲师兼农场技术指导，1944年又晋升为农艺系副教授。1945年1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实习，先后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学院、康奈尔大学学习作物遗传育种学、细胞学、切片技术、群体遗传学、玉米育种等课程。回国后受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聘请任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农场场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丁振麟被委任为副院长兼农学系教授。其后历任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1]

丁振麟在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大学任职期间，本着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为生产服务，培养出能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农业专门人才的思想，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扩大、发展农业教学和科研基地
1946年，丁振麟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农场场长。那时，浙江大学农学院刚从贵州迁回杭州华家池，除新造的三座二层楼房外，四周一片荒芜。为给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基本条件，他凭着过去办场的经验悉心筹划，统一布置，平整田块，疏通渠道，建立排灌系统，并按各系需要分区管理，使各系均有实验基地。同时，恢复了抗战前建立的浙江大学植物园和充实各种植物的标本区，使农场面貌焕然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振麟任浙江农学院副院长。由于学校发展较快，基建用地逐渐扩大，农场土地相对减少。经他筹划，在1955—1956年又在华家池周围扩增了460余亩，并在余杭县新建山地农场（主要为红黄壤）1119亩，以种茶为主；1958年还与浙江省农业厅、粮食厅和商业厅合办浙江省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至1959年，全校农场面积达3400亩，其中华家池校本部农业试验场就有1175亩田地和200余亩池塘养殖水面，形成了规模较大、专业全面的综合实习农场。该场下设作物、果蔬、蚕桑、畜牧、茶叶和观赏植物等生产队。与此同时还建造了有1亩多地面积的温室和暗室，为浙江农业大学现在校园的规模打下了基础。

（二）恢复并新建一些系科
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江农学院仅保留了农学、植保、桑蚕三个系四个专业和一个茶叶专修科。丁振麟根据浙江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经浙江省委批准，于1955—1956年恢复了园艺系、土壤农化系和畜牧兽医系，并将茶叶专修科改为茶叶系本科，新建一个农业机械系。1957年又为农业部承办了全国种子讲习班，培训种子专业人员，并在此基础上，于1958年设置了种子学专业。同年，还建立了全国农业院校第一个放射性原子能实验室（现原子能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由于系科增加，农学院基建面积又有扩大，除新建一些教室、学生食堂、宿舍，职工宿舍外，还建立了东西两座教学大楼。当时，在校教师由数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学生由百余人增加到数千人。为浙江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2]

（三）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
要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丁振麟认为首先要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他在任副院长期间，根据各系师资情况，除增聘名教授外，主要是派遣、鼓励教师在职进修、脱产进修，以适应院系调整后教学改革的需要。50年代上半期，在学习苏联浪潮的推动下，组织教师举办米丘林遗传学、威廉士土壤学等学术讲座；开设教师俄语学习班，亲自带头参加学习，并与农学系教师一起边学习、边翻译，出版了H.A.马索里扬著的《作物栽培实验室作业》一书（高教出版社出版），也为后来集体翻译《种子学》、《种子贮藏原理》等书打了俄语基础。1953—1955年间，农业部和有关院校举办的各种苏联专家专题讲习班，如米丘林遗传学、达尔文学说、作物栽培学、威廉士土壤学以及耕作学等讲习班，丁振麟都敦促各系选派教师参加。农学系先后派出教师10人参加和讨论后，增加了对苏联农业科学和生产情况的了解。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为了联系本国农业实际，丁振麟还经常组织教师参加有关的农业生产会议，带领学生深入农村，进行生产实习，参加生产劳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了解存在的问题。他除在校亲自带头种丰产试验田（种甘薯）外，还要求专业教师根据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例如，农学系教师了解到金华地区由于推行三熟制，秋玉米播种迟而影响到产量时，就研究采用移栽方法提早播种，经在校内试验，证明适期播种和移栽，可以增加玉米产量二三成。又如水稻的两段育秧，解决了连作稻区秧龄的栽培问题，在双季稻区增产显著。在育种上，农学系育成的水稻良种“先锋1号”、棉花“钱江9号”、大麦“ 浙农12”等都在生产上占有较大的种植面积，获得全国或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奖。这些科研成果既解决了生产问题，也充实了教学内容。此外，还成立了学生科研小组，由有关教师帮助学生选好课题，由学生自己设计、动手进行科学研究，然后由校领导定期评比出得奖名次。这样既树立了学生亲自劳作的观念，又培养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检查科研成果，总结经验，1955年和1957年，全校召开了两次科学讨论会，交流科研成果，活跃学术气氛，受到农业界的好评。 1956年，学校成立了科学研究部和学报编辑委员会，出版了《浙江农学院学报》，为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创造了条件。在教材建设方面，丁振麟认为编好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他提出教材必须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先进性，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并要求各系组织骨干教师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浙江农业大学共编写出版了27门课的教材，其中有19门课如《土壤学》、《农业化学》、《养蚕学》、《蚕体解剖生理学》、《桑树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种子学》、《耕作学》、《作物遗传选种及良种繁育》、《茶树栽培学》，均被农业部选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丁振麟还亲自主持组织农学系教师编写《作物栽培学》一书。该书的作物种类齐全，包括粮食作物、工业原料作物和主要绿肥作物；在基础理论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其中耕作制度、种子学原理和作物产量形成等章节的内容，都比较新颖翔实，可作为各类作物栽培技术的理论依据。该书1962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和广泛采用。由于学校贯彻执行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措施得力，领导处处以身作则，因而学术空气浓厚，全校师生学农、爱农蔚然成风。大家都愿为发展祖国农业教育和提高农业生产贡献力量。在丁振麟主持校务工作的十多年里，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而且大多数已成为农业教育、科研和生产领域中的骨干，有的已是科技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对于发展浙江省农业科教、生产事业来说，其作用之大更是不言而喻的。^[3]
丁振麟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早年在大豆和杂粮作物的遗传育种方面做过一些有成效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撰写过《玉米田间技术之研究》、《近代玉米育种法》、《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遗传研究》等文章。其中《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遗传研究》一文是他留美前在云南大学农学院进行7年研究的总结，1944年曾发表在中华农学会第25届年会论文集上；后经进一步整理，重新刊登于1946年《美国农艺学会杂志》上，引起国内外农业科技人士的重视。该论文荣获中央研究院1947—1948年度科学论文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很重视生态研究。50—60年代，他广泛收集全国各区的大豆品种，分别在有代表性的地点试验，研究我国大豆不同基因型的气候适应性规律，1959年发表了《气候条件对大豆生长发育的影响》论文。嗣后又在不同纬度地区选点试验，研究大豆蛋白质、油分和碘价的变化规律，于1965年发表了《气候条件对大豆化学品质的影响》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对指导大豆科研和生产者正确进行大豆引种和提高大豆的品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丁振麟还指导他的研究生收集全国各省不同大麦基因型的品种3000余个进行大麦生态研究，并据此初步划分出我国大麦的生态区域，发表了《我国大麦区域的初步划分》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成了我国大麦引种栽培的指南，而且为深入研究大麦生态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1965年后的十余年，丁振麟担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身处逆境，但仍然凭借其通晓英、日、德、俄等多国文字的深厚功底，孜孜不倦地从事编译工作。经他组织科技人员编译的《作物产量形成与高产理论论文集》，1965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由他负责主编、定稿的《浙江农业科学论文集》，1980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文集都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较大的实用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虽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但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丁振麟一方面鼓励教师编写通俗的农业科技读物，一方面自己也在百忙中编写了《大豆的种法》、《玉米的种法》和《甘薯的种法》等小册子，并主编了《农业生产技术问答》一书。他还经常为《浙江日报》的“科学生活”副刊撰写文章，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
丁振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教学、科研领导双肩挑。从1946年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时起，他主要讲授“食用作物学”和“作物育种专题”两门课程。他在教材的科学性、实践性和系统性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一方面把从国外带回的和国内广泛收集的各种作物不同的科、属、种和类型充实到作物标本区以丰富直观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书刊、资料，吸取其中有用的精华部分亦即提取各类作物在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和栽培技术上的共性，纳入作物总论的范畴；各论则只讲本国本地实地栽培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对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和相应的栽培技术要点，必要时补充一些农业劳模的先进经验。对相近的作物采取以突出的一个重点为主的讲法，触类旁通，避免重复；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要求学生在实习课中实地栽培一次，增强感性认识。通过作物标本区（当时以该院的种类最全）的实地观察，学生对各类作物在不同科、属、种和类型间的共性和异点，有比较系统和深刻的印象；通过各类的讲述和实习课又可以了解到重点作物的个性和栽培技术，理论联系实际地学到有用的知识。在讲授这门课的基础上他编写了《食用作物栽培学》（浙江农学院1953年印）。后来，由浙江农业大学主编，196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作物栽培学》就是以他的教材为基础编成的。丁振麟主讲的另一门课是“作物育种专题”，主要是介绍国内外作物育种在理论和技术上的新进展。他除讲授自己掌握的有关知识外，特别注意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掌握国内外有关这个专业最新的概念、信息、技术和成就。有一次，美国著名大豆专家伍德华斯寄来些大豆基因连锁群的资料和图片，他就津津有味地向同学们做了介绍，借以培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跟踪本专业或重点课题研究最新进展的兴趣和学风。

为使教学与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1960年，在农学院与农科院合并期间身兼双重领导的丁振麟，强调教师与科研人员经常开展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例如，农学系与作物所每周合作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由教师和科研人员轮流作专题报告，多数同学前来听讲，参加讨论；有时以能者为师上台讲课，涉及生产经验时，则大多请科研人员主讲。此外，在农村开展科学试验和农村调查时也联合进行，总结新三熟制的经验即其一例。这样做可使教学、科研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并能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在此期间还联合创办了《浙江农业科学》期刊，及时登载一些重要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经验，对指导农业生产促进科学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尽管这个期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迫停刊，但在丁振麟的一再努力下，又于1972年复刊。

丁振麟在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期间，非常关心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他鉴于国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提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应以水稻为材料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并亲自物色人才，增添设备，着手研究。经他筹措组织的这个班子的主要人员，如今已成为中国水稻研究所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带头人。他对农业微生物、作物生理、生态和原子能在农业上的作用等新兴领域也很重视，都已在院内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并给予有力的支持。丁振麟认为作好科技情报和图书服务工作是提高科研水平必不可少的手段。他经常到图书馆和情报室阅览新到书刊，并向有关人员了解工作情况和问题。他还亲自审定原版外文书刊的订购，凡新到书刊中涉及他所喜爱的专业，总要翻阅一番，即使在生病或文化大革命受审查期间，也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帮他借阅一些他感兴趣的新书。多年以来，由他组织科研人员合作翻译的译文、综述达数十万字，由他定稿的译丛如《国外信息》、《科技动态》等小册子很受读者欢迎。

文化大革命后，丁振麟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地为探求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而奔忙。他决定在生产基层设立研究、示范、推广基点，以便因地制宜地解决生产问题。他亲自带队到浙江桐乡县蹲点进行水稻高产栽培研究，指导科研人员提出“三高一稳”的水稻高产技术，受到省里奖励。后来又在诸暨县设立稻田培养水浮莲和绿萍的基点，取得成功。在他任职期间；作物育种工作也取得较大成就。水稻良种“原丰早”、“二九青”，小麦良种“浙麦1号”、“浙麦2号”，大麦良种“早熟3号”、“浙皮1号”等，在生产上都有很大的面积，对增产粮食起到重大作用，并多次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奖励。
丁振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和许多社会工作。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学会理事长，浙江省作物学会理事长。他身居高位，事务繁重。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以人民中的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主持的科研课题都是本着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办事。他一再嘱咐跟他一起工作的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要注意养成俭朴节约的习惯，就连装种子用的纸袋往往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有一次，他的科研助手不慎打碎了一只脂肪抽出器的冷凝管，他执意要自己掏钱赔偿。学校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建造了一些比较高级的宿舍，他主张把高规格的住房优先分给老教授、老干部和有贡献的人员，自己则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旧房子里。他事事都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如与群众一起排队理发、洗澡等，有人主动让他，都被婉言谢绝。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凡外出参加会议或下乡调查、蹲点，都与群众同吃、同住，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交谈，了解情况。他遇事与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发现教学、科研出现问题，总要深入到系、科尽力帮助解决，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敬重、爱护老教授、老工人，经常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也十分关心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的成长，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进修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优势；同时也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合格的接班人。因此，在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上上下下，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及职工都和他亲密无间团结共事，经常找他反映、请教、商量或解决一些工作和生活问题。1979年，组织上重新任命丁振麟为浙江农业大学校长。他一到校就去探望重病在家的老工人冯锦祥和农场的工人们以及各位老教授；到校不久便亲自到各系科检查工作，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鼓励师生员工积极搞好本职工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各项建设的顺利进展。

不幸的是，他由于身患胰腺癌，医治无效，于1979年6月23日逝世于抗州浙江医院，终年69岁。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建设问题，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根据他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已撒在他长期工作的浙江农业大学校园内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地上。深受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尊敬爱戴的丁振麟教授虽然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但他的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貌将永远活在后人的心间。
1　丁振麟．中央大学农学院大胜关农事试验场最近玉米、大豆试验成绩简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丛刊，1935，3（1）：1—20．
2　丁振麟．玉米田间技术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1945．
3　丁振麟．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之遗传研究．中华农学会报，1945（182）：4778．
4　丁振麟．近代玉米育种法．中华农学会报，1947，79—92．
5　丁振麟．甘薯和月光花嫁接试验的预报．科学通报，1951，2（1）：65—66．
6　丁振麟等．应用移植方法产生的分枝大麦．科学通报，1951，2（9）：1958．
7　丁振麟等．甘薯和月光花嫁接培养试验．农业学，1952，3（1）：17—24．
8　丁振麟．大豆栽培问题．浙江科联农学通讯，1956，11：27—30．
9　丁振麟．近代世界农业科学的新成就．浙江科联，1957，9（6）：6—9．
10　丁振麟等．我国大麦区域的初步划分．浙江农学院学报，1959，4（1）：76．
11　丁振麟．我国大豆生物气候适应性的研究Ｉ．气候条件对于大豆生长发育的影响．浙江农学院学报，1959，4（1）：39—54．
12　丁振麟．谈谈金华地区秋玉米．浙江农业科学，1960，2（18）．
13　丁振麟．Ⅱ．气候条件对于大豆化学品质的影响．作物学报，1965，4（4）：313—320．
14　丁振麟．食用作物栽培学．浙江农学院教材，1953．
15　丁振麟．农业生产技术问答（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1957．
16　丁振麟等．作物栽培学，豆类作物（15—20章）薯类作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17　丁振麟．甘薯（作物栽培学丛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18　丁振麟．作物栽培学（主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1．
29　丁振麟．作物产量形成与高产理论（主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5．
20　丁振麟等．浙江农业科学论文集（主编）．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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