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旻

1925年12月 生于北平（今北京）

1950年 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留校工作

1950年7月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助教

1952～1954年6月 中南同济医学院病理系助教

1954年7月～1957年8月 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助理研究员

1956年9月～1957年10月 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

1957年11月～1961年6月 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和临床肿瘤学研究所研究生，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1961年9月～1969年12月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助理研究员

1970年1月～1973年10月 青海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公社卫生所医生

1974年10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细胞生物室主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

1988年11月～现在 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业绩：196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细胞遗传学研究组，向全国推广适合我国的细胞遗传学技术方法；1974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组建细胞生物学室并开展肿瘤的细胞生物学实验研究；1979年起倡导肿瘤的基因治疗并在国家“863”计划的资助下开展基因治疗的研究；1979年全面介绍优生学的发展和功过，宣传其积极的方面，对我国的医学遗传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在任期间启动了我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997 年呼吁和推动我国人类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的开展，并物色人才建立了“你好：生物资源检索站”（《NEE-HOW：The Bioresource Finder》）。获得过国家级多项奖励

业务专长：细胞生物学，实验肿瘤学，人类遗传学承担国家“863”计划课题、肿瘤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攀登计划项目（后转入“973”项目）等多项研究工作

艰辛的求学

1925年12月，吴旻生于北平。

吴旻的父亲吴贻荪是江苏常州人，只读过几年私塾，凭着勤奋，靠自学考上了北平的报务员训练班，毕业后成为三等报务员留在北平。吴旻的母亲丁韫如曾读过初中。吴旻小名鑫宝，学名吴铭祖（吴旻是上大学时改的名字），出世几个月后，吴旻就随父母回到了南方。

从小体弱多病的吴旻偏偏赶上祖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中。然而，少不更事的吴旻并不知道用功读书，他从小沉醉于《封神榜》、《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一心想到名山寻师得道，张嘴就能吐出一道剑光……尽管家中随着吴旻三个弟妹的到来经济日趋拮据，从未上过学的吴贻荪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6年底，吴旻小学毕业，由于公立学校冬季不招生，父亲把吴旻送进南京金陵中学这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一学期后，吴旻因学习不用功，几门课不及格而留级。这时，“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吴旻和父母一起辗转逃亡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吴旻的初中读了好几个学校，到四川合江才毕业。

经历了颠沛流离，吴旻开始懂得学习机会的可贵，在四川永川上高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抗战期间生活困难，又染上了几年不愈的疟疾，他都以坚强的毅力激励自己努力，常常半夜悄悄起来，从路灯中倒出一点油，在油灯下攻读到快天亮时才回寝室躺下休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学习成绩开始名列前茅了。

1943年暑假，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吴旻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1949年7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

在共和国最早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了，吴旻从汉口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经过1年的医院实习，留校担任了病理学助教。吴旻怀着实现自己抱负的热情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革命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报名参加医疗手术队，并荣获小功两次。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吴旻被调到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教授的指导下工作。1955年，他进行了Ehrlich腹水癌的细胞生物学研究，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实验肿瘤学研究。

在莫斯科

1957年冬天，经过了1年的留苏预备班学习之后，吴旻来到了苏联，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和临床肿瘤研究所病因与发病学系做研究生。

从踏上苏联国土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考虑怎样利用这宝贵的机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等待他的导师给自己定研究计划。

这一天，吴旻的导师，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专家阿·德·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把吴旻叫到家中，给了十个不同的题目让他自己选择。这些题目中，有些比较简单，有一些则较难。若选择较简单的题目，对一个要想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比较保险。吴旻选择了《恶性肿瘤细胞瓶中克隆的获得》课题。所谓细胞克隆，就是要从成千上万的细胞群中分离一个单一细胞进行繁衍，这在当时还只有美国科学家刚刚研究成功。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告诉吴旻，以前他的一位研究生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失败了，让他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吴旻没有退缩，决心攻下这一难关。

吴旻把自己的路线限定在图书馆—实验室—宿舍之间，苦苦思索获得单个细胞繁殖的技术手段。靠一根毛细玻璃管，他吸出了一个肿瘤细胞，可在怎样培养上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在美国的个别实验室已经设计了二氧化碳培养箱以维持培养液酸碱度，可在苏联并没有这个条件。人肺不就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吗？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把呼气末尾的一点“底气”吹进了培养瓶，正好是含5%CO2的水蒸气饱和了的气体，同CO2培养箱里的气体一样。3个星期后，单克隆肿瘤细胞生长起来了，人体肿瘤细胞克隆培养成功了！而这时，他进实验室仅3个月。

吴旻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又用类似的方法获得了三个移植性实体肿瘤克隆，比较了这几个克隆的耐药性差别，并开始对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体外培养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学变化、细胞株在不同培养时期中所获得的克隆差异、克隆细胞长期培养发生的改变以及克隆和亚克隆之间的差异等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细胞遗传学进军。此时的苏联，李森科学说占了统治地位，经典遗传学被视为禁区，苏联科学家一般都不敢问津。吴旻冲破这一学术禁区，应用现代方法研究胎儿组织和肿瘤细胞染色体，对正常人体染色体、肿瘤克隆细胞染色体的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数据，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以后回国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工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首次。短短的三年半留学期间，吴旻发表和投出了13篇论文，他的出色工作获得苏联科学界的一致赞赏。

1961年6月13日，18位来自苏联最高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答辩委员会，主持一位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还宣读了苏联著名学者Chlopin在病危中为吴旻论文写下的热情洋溢的评语。

面对苏联科学界的权威们，吴旻宣读了论文，用充足的实验数据回答了专家们的提问。经过短暂的讨论，18位专家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主席宣布，鉴于吴旻杰出的研究工作，答辩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轮投票，考虑能否破格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18 位专家又以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吴旻成为我国留学生中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

一切生物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里面像钳子一样的许多小东西里，这种小东西叫染色体。研究染色体的学科就叫细胞遗传学。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先天愚型是由于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所致，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染色体病。接着，女性缺少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男性多了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等疾病相继被发现。世界医学界被震动了。

1961年，刚刚回国的吴旻决心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极度艰辛，更不用提科研条件了。没有培养箱，吴旻和他的助手找来过去日本人占领协和医院时遗留下的温箱；没有培养瓶，他们在废物堆里寻找丢弃的玻璃眼药瓶；他们还买来菜豆，自己研磨、浸泡，提取能刺激淋巴细胞分裂的植物血凝素。当第一次制备出漂亮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时，吴旻和他的助手凌丽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奔走相告，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喜悦。

吴旻和他的助手们建立了一整套外周血、人胚胎组织、肿瘤胸腹水细胞染色体制备的技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遗传病、肿瘤、放射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62年，他和凌丽华以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大夫詹宝光一起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应用羊水细胞中的性染色质检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并查出一例先天性辜丸发育不全综合征，这是国内第一个产前诊断的病例。

1963年，他和肿瘤医院申榕年应用染色体分析检出一名46 岁，XY的晚期女性性腺细胞癌患者，患者死亡了。但吴旻和他的助手通过家系调查检出患者的姐姐有同样的染色体异常和处于早期阶段的性腺细胞癌，让她及时进行了手术。患者术后十多年仍健在。这是世界上首次应用染色体检查使一位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例子。

1963年，一次意外事故使四位农民受到大剂量γ射线照射，吴旻和凌丽华等检测出世界上罕见的染色体畸变。通过动态检测，吴旻提出可以用细胞遗传学指标监测放射病患者病情和判断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除了人类染色体外，吴旻的研究组蔡有余、凌丽华等还开展了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和睾丸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备方法，制订了中国地鼠、小鼠、大鼠、金仓鼠和大仓鼠的核型图，还绘制了小鼠染色体G带的标准模式图，为实验动物的细胞遗传学提供了基本技术方法和参考数据。

30多年来，吴旻领导的实验室为全国培训了一大批从事细胞遗传学的科技人员，他创建的细胞遗传学方法如今已普及到全国大多数医院和研究机构，染色体检查在遗传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如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先天性畸形的产前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育的病因分析、放射损伤、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肿瘤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茫茫的青海高原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吴旻决心为新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涂炭。吴旻的科研工作也不例外。吴旻承受着一个科学家不能工作的痛苦。

很长时间以来，吴旻一直为中国缺少人类遗传学的参考书而遗憾。1963年，他接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着手把美国斯特恩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成中文。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独力译完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可是，当一大捆誊清、校对好的稿子送到出版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本书的出版也搁浅了。6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的混乱还没有结束。吴旻接受了下放青海的安排。1969年年底，吴旻和妻子彭仁玲带着6岁的女儿吴双在严寒中离开北京，来到青海高原。吴旻想，既然到边疆，就索性到最基层去为当地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们一家没有要求留在省会或县城，而是直接下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公社。

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六月天也会突然飘雪。吴旻一家来到夏日哈公社安家落户时，正是青海的隆冬季节。彭仁玲大夫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开始，我们连炉子也生不着，全家冻得够呛。尤其吴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得直哭。但我们还是挺下来了。”事实上，他们不仅使自己适应了青海的环境，还为当地农牧民做了许多工作。在高原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加上气候恶劣，交通极其困难，农牧民无法送病人到医院就医，卫生所就是他们生命和健康的庇护所。刚到卫生所时，除了吴旻夫妇外只有一位“门巴”。吴旻夫妇担负了卫生所大量工作。他们要负责四个大队农牧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彭仁玲大夫，这位1955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1959年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卫生所看门诊，管当地赤脚医生，给他们发药，进行医疗技术的指导。已经年逾不惑的吴旻则又从多年从事的微观科学研究领域回到了临床。他把一本蓝色封面的《农村医生手册》几乎翻烂了，从小伤小病、吃药打针开始，农牧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他还学会了骑马，牧民一叫就骑着马去出诊，常常一去就是几天。他住藏民的帐篷，和牧民一起吃酥油茶、青稞糌巴。青海常寒风刺骨，漫天风雪，吴旻就这样在风雪中奔走。在青海的第一年夏天，他奉命贯彻中央二号文件，冒着生命危险到鼠疫疫源地拔源，差点把命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直到公社领导派人把他接回来。彭大夫心疼地回忆说，“他回来时简直不像个人样”。在青海夏日哈的几年里，吴旻不知为多少农牧民看过病，接过生。尽管在青海的近四年对吴旻的科学研究是个耽误，但吴旻获得的一大叠地区、县和公社卫生部门的奖状说明他没有荒废这段时间，而且，这段经历也许更增强了吴旻为人民健康奋斗终生的信念。

向肿瘤宣战

1973年对吴旻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开始复苏的中国科学界又在着手出版科技著作了。科学出版社找出已落满灰尘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稿，打听到吴旻的下落，写信请他到北京写点补充材料准备出版。“沉舟侧畔千帆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世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人类遗传学原理》又出了新的一版——第三版。吴旻向卫生所请了两个月的假，在科学出版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献，为译稿增写了第32章——“医学遗传学的进展”。他调回北京后，又根据新版对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为了让读者掌握实用的方法，又特别增写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标准化”和“人类染色体制备方法”两个附录。这本浸透了吴旻心血和汗水的巨著，从吴旻1963～1965 年译出第二版，到1976年最后交出第三版的译稿，前后经历了14年。书籍正式出版时，已经是1979年了。

1973年夏天，正在北京写稿的吴旻听到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重建肿瘤研究所。1973年10月吴旻一家回到北京，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重新创业。

在重新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吴旻和潘琼婧共同建立了细胞生物室，除了恢复人类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外，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遗传学的研究，探讨肿瘤病因和癌变原理，再次向肿瘤宣战。

1975年，国际上建立人体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仅有的几篇报道只涉及人体成纤维细胞的转化，然而，80%以上的人类肿瘤都来源于上皮细胞。吴旻指导王秀琴、黄明等首先针对我国北方最常见的食管癌进行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利用同事们在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粮食中分离到的几种可疑的化学致癌物，如二乙基亚硝胺等，成功地在体外诱发了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恶性转化，接着，他们又用二乙基亚硝胺诱发了人胎儿肾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他们还用直接致癌物甲基硝基亚硝基胍诱发食管癌患者的癌旁成纤维细胞，使其在体外恶性转化，再将这种恶性细胞进行异体（大鼠）接种实验，长出了纤维肉瘤。

吴旻的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应用体外细胞恶性转化系统验证了食管癌的可疑致癌物。经过吴旻和他的研究组十几年来的不断努力，这一方向目前已发展成为诱导食管癌细胞分化、凋亡和分离分化基因，对食管癌进行基因治疗的探索。

为优生学正名

优生学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于1883年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优生学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从消极生育到积极生育的分水岭，对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反对优生学的舆论认为，优生学的提出破坏了传统的伦理，亵渎了上帝创造人的教义，属于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20 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开宣扬人种的优劣。以优化人种为借口，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以及大量的吉卜赛人和政治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把优生学当做种族灭绝的同义语，优生学的积极意义被湮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都跟随苏联，优生学也被贴上“反动的种族主义”等政治标签，成了谈虎色变的研究禁区。

1978年，正当中国的科学研究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刚刚开始复苏时，中国的两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优生学正名。其中一位是我国遗传学界的老前辈、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卢惠霖教授，另一位就是吴旻。

1978年秋，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借此机会征询遗传学词条。吴旻明确表示，应当全面、客观地介绍优生学。1979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生物学未来讨论会”上，吴旻作了关于优生学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自然辨证法通讯》上。在一次全国人大的小组会上，卢惠霖教授提出对优生学要重新认识的建议，当即遭到某中央领导的反对。这位老教授没有屈服于压力，他邀请吴旻在1979年11月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上作“关于优生学”的大会专题报告。在湖南省委大礼堂里，吴旻向近千名来自全国的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优生学的定义、历史和意义。呼吁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优生学的调查和研究。新华社某通讯员当即报道了这一消息，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这在当时，不啻于一声惊雷。为了促进对优生学的认识，吴旻在《遗传》杂志上发表“关于优生学”、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优生学”等文章，还在机关、部队作了多次科普报告。吴旻提出：“在我国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应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优生学的知识，广泛开展人类和医学遗传学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工作，加强医学院校和大学生物系的医学遗传学教学。在中学教材中即应增加有关计划生育、优生学和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见《遗传》，1980年第3期）。这一切，引起了读者和听众极大的反响，获得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被禁锢了许多年的优生学禁区终于打开了。现在，大规模人群调查、遗传咨询、婚前检查和产前诊断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优生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发展，在提高我国民族素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肿瘤是遗传病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根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和国际上的研究进展，明确提出：“不应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就是在肿瘤的多发区，遗传因素也能决定人体对该地区所存在特殊致癌因素反应的程度和性质，而对于某些具有遗传倾向的肿瘤，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作为它的发病条件”（见《实用肿瘤学》第109页）。吴旻认为，大多数人类肿瘤都是环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等）作用于人体细胞的遗传物质的结果。在相同的环境因素下，有人患癌症，有人却不易患癌症，这就是个体的遗传易感性不同所致。吴旻提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并非肿瘤本身，而是肿瘤的易感性。”因此，要弄清肿瘤的发病机制，必须从环境和遗传两个方面着手，而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肿瘤的遗传因素，在实施肿瘤的预防措施上也是这样，限于我们人力物力，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实行预防，即使我们这样做，大多数人也不会接受，如果能找出具有肿瘤易感性的人群并对其进行预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降低肿瘤发病率的效果。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吴旻研究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和山西阳城等地为研究现场开展了大量工作。吴旻指导他的研究生丁家桓、胡楠、宿远、徐宁志、吴德丰等建立了一整套研究肿瘤遗传易感性的方法，他们利用胸苷掺入率、染色体畸变率、脆性部位、检测DNA修复能力的类核沉降技术等，从人群、细胞、染色体到DNA水平逐渐深入，对肿瘤的遗传易感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合大量遗传流行学调查的资料，吴旻研究组证实了在上述肿瘤高发区存在着明显的食管癌家族聚集性。1983年，在中美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上，吴旻提出在食管癌高发区通过检出易感人群进行肿瘤预防的策略。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观念已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这不仅反映了对肿瘤本质认识上的深化，也对肿瘤的防治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用基因治疗去征服癌症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提出了治疗基因的问题。他写道：“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先天性代谢紊乱的遗传和生化基础的理解和整个生物科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设想出全新的防治原则。对于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缺乏某种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设法把正常基因补充到患者的基因组里去呢？这就是所谓‘遗传工程学’的任务之一。”

1985年，吴旻再次撰文向国内介绍生物技术的新方向——基因治疗，并提出基因治疗的重要目标应该是肿瘤。吴旻是这样认为的：比起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来，肿瘤的患者更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更大。恶性肿瘤现有的治疗手段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晚期甚至某些较早期的恶性肿瘤仍然束手无策。按目前对癌变分子机理的了解和进展速度，以及外源基因导入和表达调控研究的成就，利用改造的RNA病毒把外源DNA顺序引入到恶性细胞是不难做到的。关键就在于使具有分裂能力的肿瘤干细胞停止繁殖。在基因水平上做到这一点，显然将成为对患者损害最小的一种有效疗法。由于外源基因对肿瘤细胞的引入不会对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肿瘤的基因治疗受到的阻力会更小。

吴旻不仅在国内的许多学术会议和主要杂志如《遗传》、《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中华医学杂志》撰文，提倡开展肿瘤的基因治疗，而且他领导的研究室从1987年开始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冯骆等人分离了人食管癌抑癌基因，获得了一个有促进食管癌细胞分化的cDNA；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叶昕、赵晓航在反义RNA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分离出一段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人反义c-myc序列。这些，都为我国的肿瘤基因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应该为人类基因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DNA是一份篇幅浩瀚的文件，以A、T、G、C（分别代表四个核酸碱基：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四个字母书写，包含了人类大约3万～4万个基因。迄今为止，人类只部分破译了其中的极少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研究计划，其目的在于确定人类DNA中30亿个核甘酸的全序列，弄清人类全部基因对人体各种遗传性状（包括遗传性疾病）控制和调节的规律，对认识生命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的保健事业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计划最先是由美国科学家于1986年发起的。1987年，美国将能源部这一计划正式列入预算。随后，英国、意大利、前苏联、欧共体、法国、日本、印度、突尼斯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响应，成立专门机构，投巨资支持这项研究。于是，1988年形成了跨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HUGO），使这项计划成为国际性的巨大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的学者们对中国的参与一直寄予很大希望。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HUGO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专家会议邀请吴旻参加。199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在巴西召开第一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邀请吴旻担任组织委员会成员，并代表南方国家作大会发言，可惜因签证迟到未能成行。

早在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时，我国的吴旻等遗传学家就以科学家的睿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深远意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然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同时提出的情况下，限于国家的财力，也限于对这一研究的认识，水稻基因组最先被列入国家计划，而人类基因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资助。吴旻没有放弃努力，他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人口的22%以上，人类基因组没有中国各民族基因组的数据便不能代表全人类。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促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

1991年底，美国人类遗传学者和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科学家联名在“Genomics”上紧急呼吁，要求对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立即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和保护，否则人类基因组项目即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科学家呼吁：保存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早已引起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能恰恰把人类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遗忘了！吴旻也反复强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寓于世界民族和各遗传隔离群中，研究这种多样性应是人类基因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可以提供认识人类进化、种族的血缘关系、不同遗传背景同环境的相互影响、寿命、衰老和疾病的钥匙，这是人类战胜疾病、克服各种生存障碍（太空、高原、深海等）的宝贵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和许多遗传隔离群，他们在遗传上均有其特点，如在遗传性疾病种类、发病率以及其他疾病的易感性方面有较大差异。我国各民族是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丰富资源。鉴于各民族已逐渐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濒临消失，保留各少数民族的基因组已成为迫切问题，如果现在不做，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基因组项目不能缺少中国，我国科学家应理所当然地参加国际大协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可利用这一项目发展出来的最新信息和技术，以加强我国的生命科学和高技术产业。

吴旻以保存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迫切性作为契机，于1992年底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递交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课题建议书，并在全委会进行了答辩。

经过充分讨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通过了吴旻的建议书。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任务，吴旻自己退居项目的顾问，让较年轻的强伯勤、陈竺教授担任了课题负责人，并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担任了主要任务。至此，我国的人类基因组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

199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吴旻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这一会议。我国有7位科学家作了大会专题报告，介绍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的进展，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要求与我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作为顾问，吴旻仍关心着项目的进展，他说，只要中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就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漫漫医学遗传路

从1961年在医科院实验医学所病理学系建立我国第一个细胞遗传组，1975年在肿瘤所建立细胞生物室至今，40年过去了，吴旻也已年届75岁了。

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提倡独创精神。他一贯作风严谨，反对浮夸。他的经验之谈是：“认准了方向，便不随意改变，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倔强是出名的，他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永不满足，他亲自参与撰写的论文已有300多篇，他的研究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等奖励，他本人早在1984年就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金牛奖。但他并不满足，仍在努力进取。

从1978年以来，他为国家培养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106名，这还不算几乎遍布全国的来学习和进修的人员。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实验中的困难和问题他要过问，每个学生的论文修改、定稿、译成外文，不知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他又是要求严格的，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没被他批评过。现在，他指导过的学生有的已在国外的重点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国内成为教授、成为重点课题的带头人。但每一个他指导过的学生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都会感激他的严格。

吴旻自幼体弱多病。3岁时整整病了一年，据说是伤寒。小学时代，每到冬天，总是咳嗽，盗汗，低烧不断，是个药罐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跟随父母到后方。1940年初，只身从贵州来到四川，先后在合江和永川上初中和高中，靠学校“贷金”和“公费”过活。1940年秋，染上了疟疾，每次发作，就向校医室讨一点奎宁片，但过一阵又发作了。1941年初，初中毕业考试后，由于精神紧张，引发了胃大出血。腹痛如绞，呻吟了一夜，后来拉出一堆象黑墨一样的大便。他想：毒都排出来了，一天之后便动身前往永川去上高中。先乘船顺长江到达江津对岸，第二天清早，雇一位挑夫挑上他和另一位同学的行李，穿山越岭，走了105里，直达永川，在永川的两年半里，除疟疾时常发作外，还患过几次痢疾。1943年，吴旻以同等学历（高中尚差半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时，身高170厘米，体重不到45公斤，面色白里泛青，穿一套妈妈用土布缝制的、不合身的自染草绿色“中山装”。无怪乎一年以后一位同室好友告诉吴旻：“我们初见你时总以为你快完了，想不到居然活下来了。”

同济大学当时内迁至四川宜宾市李庄镇，位于长江边上。进入大学，同中学可大不一样了。首先是男女生合校，医学院的女生还相当多，再就是同学大都出身于富家和高官，像吴旻这样的穷学生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啊。为了改善形象，吴旻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发奋读书，早晨起来咿咿呀呀练德文发音，夜里在两根灯草的桐油灯下啃大部头的德文解剖学、生理学等直到半夜；二是锻炼身体，每天到长江去学游泳，等到天气太冷，不能下水时就去江边打一桶水，回到宿舍冲个凉水澡。每天如此，从不间断。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后，改用自来水冲澡，那一年上海奇冷，到过-7℃，有两天自来水管冻住了，只得作罢。50多年来这个习惯使吴旻的体质大为改善。1946年，刚从四川搬到上海，吴旻在地摊上买了一大罐黄油（美军剩余物资）。刚吃了半罐，就全身发黄，肝脏肿大，疼痛，大便变白，食欲不振，整日嗜睡，校医室开了几包泻药（硫酸镁），卧床近半个月，起来即投入紧张的前期考试，好像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60年代，在医科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工作时，正值乙型肝炎流行，系内有肝脏穿刺诊断的业务，同事们依次被传染病倒，吴旻也没有幸免。1965年元月一天晚上批判会（吴旻是批判对象）后忽然高烧，肝区疼痛，转氨酶500单位，在协和医院传染科隔离了一个月，以后就是全休和半休达半年之久。吴旻为了早日恢复工作状态，出院后并没有卧床、服药和使劲吃葡萄糖等，而是设计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游泳计划：从每天游50米开始，逐渐增加，以游泳后肝区的感觉作为是否增加运动量的指标，半年后，一次游1000米，肝区也不再疼痛，肝炎的客观指标也恢复正常，工作能力也恢复了。1992年底，发现体重突然下降了5～6公斤。经检查，原来是患了重症糖尿病，尿糖总是4个＋，饭后两小时的血糖高达540mg/dl，肌肉疼痛，看书打瞌睡。吴旻听从了一位糖尿病专家的建议，阅读了她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控制饮食，并适当增加肌肉活动（游泳、步行）。现在，8年过去了，血糖、尿糖基本上得到控制（现注射胰岛素），工作能力也有改善，还纠正了一些不科学的饮食习惯，降低了体重，减轻了心脏的负担。

1992年，西安市教委的同志向吴旻征集亲笔书写的座右铭，他用硬笔写了“笨鸟先飞，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几个字，后来发表在《人生修身治学》第一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吴旻说，其所以要写成中英文对照，是为了把意思表达得完整些。笨鸟先飞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称“笨鸟”有如“鄙人”、“愚兄”，比较含蓄，不说出飞到哪去，去干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想。说英语的人好像比较自大，总把“我”写成大写，也不喜含蓄：早飞就是为了捉到虫子！中英文对照不仅可以把事情说得更明白，而且可以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差别，也许有利于我国的青年人走向世界。

在治学方面，吴旻还有一条座右铭，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1944年上半年，吴旻还在四川李庄同济大学新生院学德文，德语教科书中有一段关于莫扎特的小故事，大意是：一位音乐神童，演奏了一段小提琴曲子，莫扎特听后十分赞赏。于是神童问道：“您看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谱写曲子？”莫扎特答：“喔，还早着哩！”神童挺不满意，又问：“您不是五岁就自己作曲了吗？我都十岁了！”答：“可我从来没去问过谁呀！”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故事一直对吴旻的行为施加影响，为此也没少挨批评：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不一而足，但在治学上，它还是对吴旻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次，吴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除了在签到簿留下自己的姓名外，还要求在姓名后面留一句话。吴旻随手写道：“狗在吠，骆驼队在前进”。好像是中东国家流行的谚语，意思是：像沙漠中的驼队那样，认准目的地，坚定地稳步向前，不因犬吠而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