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陵

王金陵，1917年3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一个牧师的家庭里。从少年起他就酷爱大自然和生物，特别是花草鸟鱼。这种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促使他在1936年从金陵大学附中升入金陵大学理学院工业化学专业后，又转到农学院农艺系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由南京迁往四川成都。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王金陵满腔的仇恨，曾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抗议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暴行。这种伸张正义的行动使他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坚定了他发奋读书，掌握技术，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大学四年级时，在著名作物育种学家、大豆专家、金陵大学农艺系主任王绶教授的指导下，他收集三四百份大豆材料进行性状分析，高质量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大豆的分类”。导师的启蒙和熏陶使他对大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大豆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41年春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了王绶的助教。

初出茅庐的王金陵，怀着从改良大豆入手，逐步施展其“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跑遍了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查阅摘录了国内外有关大豆遗传育种文献资料，深入到四川几个重要农区了解农业生产和大豆种植情况，为日后向大豆科学进军做准备。1943年，王金陵离开金陵大学农艺系，应邀到陕西武功农林部省推广繁殖站任技术督导员，其后又转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佐、技士。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大豆育种研究上。当时设备简陋，经费匮乏，试验田只有薄地10亩，几把尺子，两台天平，一堆纸袋、布袋和几把算盘，一台破旧的计算机就算是全部家当了。王金陵凭着他那股初生牛犊的闯劲，写出了《中国大豆栽培区域划分之初步研讨》和《中国大豆育种问题》等论文，发表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报》上，并获得中华农学会的奖励。

东北是中国大豆的主要产区，大豆科技人员在这块广阔的田野上大有用武之地。他说：“东北是块宝地，我的事业就在那里，那是个冰的天地，我就要到冰国去。”带着开创大豆科研事业的雄心，他于1946年到吉林省公主岭农事试验总场接管该场工作。

公主岭农事试验总场是日伪时期在东北建立的最主要的农业试验基地。日本投降后，一些接收人员忙于中饱私囊，根本无心过问业务。王金陵关心的则是作物育种的材料和试验资料。他到处寻找日伪技术人员留下的各类作物育种材料和总结资料，终于在试验总场主楼的屋顶天花板上找到了一堆杂乱无章的大豆种子标本。他如获至宝，经过整理种植、观察鉴定，初步选择、保存了一大批东北大豆品种资源，为以后富有成效地开展大豆育种工作打下了物质基础。

“东农4号”打响了杂交育种第一炮

1948年秋，哈尔滨建立了解放后第一所农业大学——哈尔滨农学院，王金陵应聘成为第一批教师。第二年他升任为副教授，并成为该院农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主持系务伊始，他就狠抓教学改革，对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验室建设、农场实习等重大问题做出适当安排，自己亲自讲授作物遗传育种课程。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鼓励教师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并身体力行。尽管系务工作繁忙，每年春季他总要抽出时间主持科研课题的落实工作，并亲自领导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他认为科研和教学并不矛盾，只要善于安排，可以互相促进。教师搞研究，有利提高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科研人员兼课，有助于更新知识，跟上国内外科技新发展。考虑到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的需要和特点，他提出应把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亚麻做为农学院开展育种研究的作物对象。

黑龙江省广大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而当时的大豆生产水平很低，每亩只收几十斤，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优良品种。那时生产上种植的主要有“满仓金”、“小金黄1号”、“丰地黄”以及其它一些农家品种。前三个品种是从农家品种系统选择产生的，虽然性状水平有所提高，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品种的一些局限性，如植株高大，茎秆细弱，生育期晚，容易倒伏等，而且混杂退化严重，当时黑龙江省已有很多国营农场实行机械化作业，倒伏和晚熟是机械化收获的致命伤，随着栽培条件的改善，这些缺点暴露得更加明显。王金陵在调查这些情况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要选育植株强壮、主茎发达、耐肥抗倒、适合机械化收割的大豆品种。目标确定以后，就要制定正确的技术措施和方法。尽管他在50年代曾采用纯系法育成秆强丰产的“东农1号”，推广后成为当地国营农场的主栽品种，但是纯系育种毕竟只能在已有群体中进行优中选优，不能集不同品种之长。因此，决定开展杂交育种工作，以便通过不同类型品种的杂交，培育出综合双亲优点、排除或改善各自缺点的优良重组基因型。大豆花朵很小，着位较低，人工杂交困难，有时得借助于放大镜，同时还要注意掌握父母本的花期相遇等，工作相当细致和劳累。他和助手们每年都要做几十以至上百个杂交组合，对全部杂种世代材料进行精心种植管理，仔细观察记载，认真调查分析，评价而后淘劣选优。随着世代递增，后代群体越来越大，只好移到院属香坊农场试验站继续进行。这种选择工作犹如沙里淘金，每年都要从上千个株行、上万个单株中根据育种目标进行综合，把最拔尖的几十个株系进行产量比较和适应性鉴定。根据1958-1960年的试验结果，他决选出几个优良品系参加了分布在松花江、哈尔滨、合江地区40个北点的联合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三年中，他和助手们跑遍了黑龙江南部、中部和东部的许多社队和国营农场，同社员和农场职工一起调查、评鉴、分析，并参照试验结果，从中确定出一个最优品系在生产上种植定名为“东农4号”，这个品种株型收敛，主茎发达，喜肥抗倒，适合合理密植和机械化栽培，成熟期比“满仓金”早，结荚密，产量高，籽粒性状优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59-1965年间，累计种植面积达3000多万亩，增产大豆折合产值2亿多元。它不仅对当时的大豆增产上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广交会和外贸市场上也享有很高声誉。“东农4号”的育成和在生产上应用是黑龙江省大豆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指明品种间杂交育种是今后的主攻方向。该品种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东农36”突破中国高纬度大豆栽培禁区

正当他满怀信心他沿着成功道路继续攀登的时候，暴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王金陵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被赶进了“牛棚”，开始被“专政”了。

1969年，东北农学院改名为黑龙江五七农业大学，迁往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香兰农场进行“现场教学”。他作为“反面教员”前往报到。1971年，王金陵获得了初步解放。尽管是“一批二用，以观后效”，但终究是摆脱了被专政的窘境，可以参加大豆育种科研活动了。

是种子就要发芽，是金子总要闪光。王金陵和他的助手们就在香兰农场的一个羊圈里开始恢复大豆育种工作。他们清除了陈年老粪，用土坯垫上木板充当工作台，在那里进行大豆田间收获后的考种调查工作，终于选育出质量兼优的“东农34号”大豆新品种。该品种产量高、品质好、蛋白质含量达43%，成为我国对日本和东南亚出口的优质专用大豆。1988年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大豆品种。在讷河、依安、海伦、拜泉等县大面积种植，仅1985-1987年间，就出口1.6万吨，创汇350万美元。

黑龙江和内蒙古北部高寒地区，无霜期只有85-90天，积温少，生育期短，一向只能种小麦，被视为大豆栽培的禁区。但连年单一种植小麦，草荒严重，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有些地块不得不采用轮耕或弃耕。这些地区缺乏蔬菜，如能种植大豆则可为群众生活增加蛋白食品。因此，生产上迫切需要生育期特短的超早熟大豆品种。生产的需要，农民的渴望，激起了科学家强烈的责任感。1972年，王金陵和组内同志以瑞典早熟大豆品种Logbew与本地区早熟品系“东农47-1D”杂交，期望通过地理上远缘的早熟基因累加产生超亲遗传，从而选育出早熟的大豆品种。经过几年的试验和筛选，发现了一个成熟特早而产量性状较好的品系，看来很有苗头。那时，东北农学院试验站已数易场所，试验地条件差，所以采取里外结合以外为主和广泛布点以空间争取时间的做法，将这一优良品系散发到有关地区进行生产试种。这期间，年逾六旬的王金陵不辞长途跋涉，同助手们两次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的嫩江、黑河地区，调查了解该品系在各个点上的表现。经过免渡河公社、拉不达林场等地试种成功后，又在嫩江、黑河地区北部的黑河、孙吴逊克等县的黑龙江省第五、六积温带上布置了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表明，它比国内早熟品种“北呼豆”早熟10天，比国外极早熟品种也早熟3-10天，不但产量较高，而且蛋白质含量也较高（45-46%），抗病虫害抵抗力较强，很受群众欢迎。1983年该品系经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合格，定名为“东农36号”。“东农36号”大豆品种的育成打破了我国高纬度大豆栽培的禁区，把中国大豆种植北界向北推进了100多公里。该品种还适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疆地区收麦后复种，也适合在河北、河南、甘肃等省或作麦茬豆或与棉花套种。为此，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40多年来，王金陵领导的课题组共培育了30多个大豆新品种，其中大面积推广的有12个。

一手交品种，一手交论文

育种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育种工作者要熟悉生产，深入育种实践，才能取得进展。他常对学生们说：“不会种庄稼就当不了育种家。”王金陵在从事大豆育种实践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经常对年轻的育种工作者说：要“一手交品种，一手交论文”。他认为育种家不只是个“匠人”，还要有理论指导，更要善于进行理论总结，这对高等院校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在大豆生态类型与育种、农艺性状遗传规律与选择技术、大豆进化、分类与区划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理论建树。他先后出席5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撰写了4本专著，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大豆遗传与选种》是国内在这个专业领域中第一部带权威性的著作，经常被国内外学者引用。他主编的《大豆》一书，1982年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王金陵对大豆生态类型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在40和50 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国大豆栽培区域划分之初步研讨》（1943）、《大豆性状之演化》（1947）和《干旱条件下大豆萌发力与种粒大小关系之研究》（1950）中已初步形成一些基本概念。60年代着重研究包括野生大豆在内的光照生态类型和大豆主要形态和产量性状的形成问题。他指出，由于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适应北方高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品种，短日性均弱；而愈往光照时数渐短的低纬度地区，品种的短日性愈强。这是国内最早结合生产实际研究大豆光照特性所得的结论，成为国内大豆引种、资源保存、栽培区划和确定合理播期、密度等技术措施的理论依据。

他在研究不同生态条件对大豆产量性状的影响时指出，不同的生态条件形成了不同的适应品种。在绥化的肥沃土地上，主茎直立不倒，结荚密，经济系数高的类型产量潜力大，株高、分枝数、分枝荚数和产量为负相关；而在安达的瘦薄地上，植株高大、分枝多、生物学产量高，能充分利用当地一般水肥条件的繁茂类型产量高，上述三性状和产量呈正相关。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主茎荚数、单株荚数均与产量呈正相关。在哈尔滨的田间条件下中选的品系，多为植株高大、主茎发达、在9月25日前能够正常成熟的类型。这些研究对制定育种目标，确定培育条件和选择技术以及良种良法配套措施都有指导意义。王金陵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豆育种家除了根据光周期特性对品种进行熟期分组外，并没有明确的生态类型概念。中国地域辽阔，耕作制度复杂，栽培历史悠久，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所塑造的类型十分丰富，由此形成的生态类型概念对搞好育种工作至关重要。他还认为应该按照全国大豆栽培区域分别进行类型划分，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品种资源利用、新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实践。这些资料和论点已总结在他编著的《大豆的生态类型》一书中。

王金陵对大豆性状遗传和选择技术也做了许多研究。他根据生育期、株高、倒伏性和产量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与定向选择效果，确定早期世代组合鉴定的原则和主要性状在各世代的选择技术，应用在自己的育种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这项研究获得了1979年黑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他比较了混合选择和系谱选择的效果，得出了除成熟期外其它性状差异不大的结论，从而提出了混合个体选择法的建议，并在东农4号、35号和36号的选育过程中得到了检验。1981年，他访问美国时做了《大豆杂交后代处理方法程序的探讨》的发言，介绍我国大豆育种方法的改进和发展。1984年在美国Tawao州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大豆会议上交流了利用地理远缘的品种间杂交产生超亲遗传，以选育超早熟品种的经验，受到国外同行的赞赏。

王金陵指出，野生大豆向栽培型进化是有关性状在人工定向选择下量变的积累过程。籽粒由小变大是主要趋势，相应地茎秆变粗，叶片变大，开花至成熟日数增加，而播种至开花日数减少，株高降低，渐趋直立，粒形变圆。了解这种性状的进化方式，对大豆种或品种的亲缘关系和分类研究很有意义。根据王金陵（1947、1959年）的研究，种皮颜色、生育期和籽粒大小这三个性状对大豆进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

向野生大豆资源进军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5000份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国宝”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王金陵和助手们从1983年起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中国野生和半野生大豆产量和蛋白质资源利用的研究”、“大豆种间杂种后代农艺性状改良和高蛋白资源创新”、“大豆种间杂种后代遗传潜势及利用价值”等专题研究。初步认为，利用野生、半野生大豆的主要障碍是缠绕蔓生性，主要问题是农艺性状差和蛋白质下降，解决途径是用栽培大豆进行回交改良，而改良的主要关键是选用有限或亚有限生长习性、大粒、茎秆强直、产量潜力突出的轮回亲本。通过第一阶段的研究，1986年已获得一些蛋白质含量高（45%以上）、农艺性状较好的种间杂种后代。这项工作1981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接着又对这批种间杂种后代采用“广义回交”做进一步的改良，现已获得一些茎秆直立、农艺性状达到栽培化水平的新品系，其中产量超过对照的正在继续测产中。所谓广义回交，是不断采用更符合要求的栽培品种进行回交。这批材料中还出现一些具突出的特异性状的品系，例如一个超小粒的黄豆品系正在加速繁殖，为日本商人提供纳豆的专用品种。这些含有野生血缘的栽培化的种间杂种后代对拓宽大豆遗传基础有着重要作用。结合种间杂交育种，他们还进行了早代回交、选择性回交、大粒亲本回交、矮秆亲本回交等回交材料与方法的研究。这些向野生大豆资源进军的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富有开拓性的。

勤奋治学，教书育人

王金陵不仅在创造物质文明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创造精神文明上也树立了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的崇高形象。

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科学实验到田头；调查研究在炕头。他身为教授，职居高位1980年9月以来兼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科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但从不居功自傲，摆权威架子。学术上和大家一起讨论，工作上与助手们共同商量，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担任副省长期间，每次到试验地总是以步代车，不讲排场。他既有许多高朋故旧，也结交不少农民朋友。

他刻苦治学，持之以恒。政务繁忙，文山会海，并没能妨碍他见缝插针、抓紧学习和工作。开会回来，总可以在图书馆、阅览室内看到他忙于查阅出差期间新来的期刊资料。工作再忙，每周也要抽出两三个半天到学校辅导研究生做论文，安排研究室的工作。他还经常巧用开会的间隙完成来自各方的送审论文和研究总结。他再三教导学生要选准方向，坚持到底，不能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否则将一事无成。

他甘为人梯，培养中青年，经常关心帮助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的成长，为他们指明研究方向，确定选题，修改方案，审校论文和报告。他热情鼓励中青年为祖国科研事业多作贡献，对助手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或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他认为，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多出把力，才是人生的价值，也常以此鼓励中青年做出第一流的工作来报效祖国。他十分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1983年，他承担有关野生大豆资源潜力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为了使中年教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脱颖而出，他让助手杨庆凯负责这项工作。杨庆凯等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努力，出色地完成了预期任务。这个项目获得了农牧渔业部198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杨庆凯也被评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80年代初，王金陵目睹中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销量逐年下降，心中十分焦急。每当给学生讲课或与助手们研究课题计划时，他总要介绍对比国际国内大豆生产形势。他常说：“我们应该把大豆打出去，把失去的国际市场夺回来！”他更动情地勉励年轻人：大豆起源于中国，我们要为老祖宗争光，把大豆搞上去。1987年冬，王金陵向院领导主动辞去大豆研究室主任职务，让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担此重任。

王金陵的科学生涯和他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肃反时，由于反革命分子陷害诬告，他和妻子曾锒铛入狱，半年之后才得到平反昭雪。但是，他始终把一腔爱国的热血和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自己所从事的大豆事业上。半个世纪以来，王金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业科技人才。1978 年，他荣获黑龙江省模范教师、省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79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早期毕业生，大多已是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骨干，不少已是教授和研究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在一次对研究生的讲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对你们中青年同志的成长还是非常关心的，因为未来事业的兴旺、民族的振兴，靠的是中青年同志。我年纪不小了，身体还算健康，要力争和你们一起为祖国‘四化’再多干几年。”并且深情而又风趣地吟起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理解，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是他老有所为，不断进取的自然流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金陵这位中国大豆科技道路上的探索者，不知“老之将至”正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向着事业的高峰攀登。

1 王金陵。大豆之光期性。农林新报，1942，19-30。

2 王金陵。中国大豆栽培区域分化之初步研讨。农报，1943，282-285。

3 王金陵。中国大豆育种问题。农报，1945，128-132。

4 王金陵。大豆性状之演化。农报，1947，12（5）：6-11。

5 王金陵。东北大豆品种类型的分布。农业学报，1952，3（4）：338 -352。

6 王金陵。大豆根系的初步观察。农业学报，1955，6（3）：331-334。

7 王金陵，武镰祥，吴和礼，孙善澄。中国南北地区大豆光照生态类型的分布。农业学报，1956，7（2）：168-180。

8 王金陵，吴和礼，祝其昌。大豆杂交后代定向选择的效果。农业学报，1957，8（4）：371-382。

9 王金陵。大豆遗传与选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0 王金陵。大豆的遗传与选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