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

1907年1月6日，戴松恩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东唐市镇。1924年毕业于苏州晏成高级中学，1926年6月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26年7月至1928年8月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助理。1928年9月至1931年6月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育种专业学生兼助教，获学士学位。1931年7月至1933年12月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助教。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37年2月至1941年9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1941年10月至1942年12月任四川金堂铭贤农工学院教授兼系主任。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1944年4月至1947年2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麦作系主任。1947年3月至1949年1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1949年2月至1957年2月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7年3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60年12月至1980年8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1980年8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东唐市镇。父亲因病早逝后，他跟随以摆小摊糊口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很拮据。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自强自立的性格。他九岁进入东唐市初级小学，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故十分勤奋读书。1920年以成绩第一毕业后，免费升入苏州晏成中学。

1925年，又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免试录取。从那时起，他跨入了农业这个广阔天地，在科技道路上奋斗了一生。

1926年6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助理，协助沈宗瀚教授进行小麦、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从此他对创造优良新品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做一名作物遗传育种专家”。为了实现理想，他自学了遗传学理论、育种学原理及方法等基础课程。他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感动了老师。经推荐，他以工读方式插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二年级学习。1931年，他再以成绩第一名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学校授予他金钥匙奖，并被选为“斐他斐”荣誉学会会员。

1933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作物育种及细胞遗传学。那时，细胞遗传是遗传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比较活跃，戴松恩系中国致力于作物遗传育种基础理论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1936年冬，他获得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赛”荣誉学会会员，同时获该学会“金钥匙奖”。他的主任导师再三挽留他，并要接他的家眷到美国，但他坚决拒绝了。他内心深处激荡着祖国母亲的召唤，毅然于次年2月踏上归程。

1937年3月，他受聘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担任技正，负责小麦抗病育种和细胞遗传学研究。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的研究工作中断，被派往江苏北部担任“督导”，推动小麦增产工作。南京沦陷后，他辗转芜湖、柳州等地于1938年2月来到贵阳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根据当时的分工情况，他开展了玉米、烟草和油菜的育种研究。1940年冬，他随工作站迁移到四川荣昌中央农业实验所。1942年应邀到湖北恩施农业改进所担任所长，在当时抗日战争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前沿山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1944年，他回到重庆北碚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正兼麦作杂粮系主任。

1947年3月，戴松恩从南京到北平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到职后，面对抗战后试验场的复杂局面，他带领全场人员克服派系隔阂，顺利地恢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转。1948年底，他没有执行国民党政府“迅速将试验场全部人员、设备及财产运往南京，决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命令，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决心留在北平，保护好试验场的人员、财产、仪器设备和档案资料，以便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迅速恢复农业科研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科研管理领导工作并兼做一些作物遗传研究。1949年5月，他担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管科研组织和管理工作。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地学部委员。1956年，他参加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会议，并主持农业科技规划说明书的全部定稿工作。他在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发展中国农业和畜牧业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并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7年11月，戴松恩随同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访问。访苏期间，他就实施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与中苏合作项目等有关农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与苏联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1958年初回国以后，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该文就“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迄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19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在领导工作中，他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才能贡献于院、所两级的建设和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他曾当选为1951—1963年几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1961—1979年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常委和中央委员。1963年，他被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78年当选为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1979年，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0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同时担任国家科委发明委员会农林组组员。1981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农艺分支主编。同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他针对由“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断层的严峻事实，认识到培养青年高级农业科研人才的重要战略意义，不顾年老多病，不仅自己认真带研究生，而且废寝忘食地为提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做了大量工作。

戴松恩从20年代中期即开始进入中国的作物遗传育种研究领域，是中国从事这方面工作较早的学者之一。他早年参与育成和推广了“金大2905”、“金大26”等小麦品种。30年代，他利用来自中国、苏联、美国的小麦品种进行杂交，对其性状遗传规律做了研究。当时，这种相当规模的遗传研究国内还没有过。他通过对六个普通小麦品种的春冬性及穗部、叶片等十多个性状的遗传分析，明确了单性状的遗传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连锁遗传关系，以博士论文形式发表了题为《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报告（中文摘要发表于《农报》1937年7月）。1938年，他在贵阳对烟草、玉米和油菜生产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贵阳地区适宜发展烟草种植。在他的努力下引进了美国烟草品种。经过三年试验，于1940年第一次在贵阳地区种植了经他引种筛选出来的烟草新品种，并示范推广了育苗、移栽、管理、采收以至烤烟技术。这些工作为后来贵州烟草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松恩还针对当时有人提出要大量引入美国双杂交玉米种子的问题，进行了三年引种试验，发现美国双杂交玉米种并不比当地的最优品种好，有的甚至更差。他在《美国杂交玉米在中国的利用问题》（《农报》1939年）一文中明确指出：直接利用美国双杂交玉米并不能增产，只有利用它的自交系和国内材料才能找出适应中国情况的高产杂交玉米来。同一时期，他还为当地的油菜育种做了不少基础研究工作，诸如连续自交对不同类型油菜品种的生长发育和结实性的影响等，为制定合理的育种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赤霉病是长江下游地区小麦生育后期最易流行的严重病害。有些国外专家曾散布在严格接种的条件下，小麦品种都要感染赤霉病，抗病育种谈何容易的悲观论点。戴松恩等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对已搜集到的小麦品种材料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抗病性鉴定试验。1941年，他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农报》1941年），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有对小麦赤霉病表现抵抗的材料，并以云南“牟定火麦”为例，论证了选育抗病品种的可能性。这一发现，对发展中国小麦抗赤霉病育种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5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两个学派的争论。戴松恩为了验证李森科“种内无竞争”的学说，和育种中搞“品种内杂交”以改良种性措施的真伪进行了四年的系统研究，结果得不出上述结论；虽然提出了对“米丘林遗传学”中“嫁接杂种”，“获得性遗传”的不同看法，限于当时“一面倒”的形势，未公开发表。

为了弥补中国在小麦育种基础理论及方法上与国外的差距，从1978年起戴松恩主持了“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这是为小麦定向育种提供理论根据的基础研究，是利用非整倍体材料和相应的分析方法，测定基因位置及连锁关系，通过染色体附加、代换和易位技术，达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麦类新品种的目的。这项技术在当时中国比美、英、加等国家落后。1980年，他主持召开了“全国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讨论会”，并发表了《为什么研究小麦非整倍体》及《小麦非整倍体》（经典著作的译文）等文章，积极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发展。他强调指出，小麦非整倍体研究在形态形状、抗病虫性、抗逆性、品质性状和其他数量性状的基因分析或定位等方面很有意义，并可直接应用于小麦育种，为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他提出了在小麦品种间杂交中，利用PH基因创造出更多优良变异的设想。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助手和研究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进行了各种变异类型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为开创小麦育种的新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他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时，对教学指导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并且亲自带研究生，也没有中断过研究工作。他还对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1982年中国研究生学位制度恢复没有几年时间，他多次建议本科生大学毕业工作2年后才准报考研究生，建议从1984年招收在职研究生，加速培养他们成为能够独立工作，富有开拓精神的科研人才。同时，他积极倡导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争取必要的物质条件，做了大量工作。

戴松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从1944年夏回中央农业实验所，到1947年春调任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前的一段时期，他一度以麦作杂粮系技正的名义兼所秘书工作，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研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辛勤操劳，为那时的所领导分担了不少忧虑和烦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担任副职，分工管理科研工作，同时在系内从事遗传研究。他学习新的管理知识，并对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开展特别关注。他在《试论中国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1年第8期）中肯定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引种和系统育种的重要性。也指出要加快解决品种单一化、品种丧失抗病能力、良种繁殖推广慢等问题，以提高产量。他曾在各种场合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作物育种体系，并强调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地区协作。在《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红旗》杂志，1963年第2期）一文中，他就充分利用和推广现有良种，防止品种退化和种子混杂，不断选育优良新品种，加强育种基础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刊登在1978年第14期中国科协研究室编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提供中央领导参阅。这个建议是针对当时中国品种和良种繁育工作存在着多、杂、乱的问题，以及国外重视建立种子生产体系和制定《种子法》的经验提出的。他建议迅速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种子法》，恢复和健全全国良种审定、繁育、推广等管理制度，组织品种审定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科学化的良种仓库和良种调运检疫制度。此外，戴松恩还通过政协等渠道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及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意义的建议，如制止围湖造田；保护森林、草原、湖泊、珍惜耕地，以确保粮食生产；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使农业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建议黑龙江省商品粮基地着重提高单产，而不是以开荒来扩大商品粮基地等提案。这些都是提得很中肯和很有影响的。

• 戴松恩. 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J]. 农报, 1937, 7月.
• 戴松恩. 美国杂交玉米在中国的利用问题[J]. 农报, 1939.
• 戴松恩. 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J]. 农报, 1941.
• 戴松恩. 试论中国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J]. 中国农业科学, 1961(8).
• 戴松恩. 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J]. 红旗, 1963(2).
• 戴松恩. 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J]. 科技工作者建议, 19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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