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41年6月24日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斯托扬·克里斯蒂瓦（Stoyan Kristeva），母亲克里斯蒂娜（Christine）。1966年12月移居法国，时年25岁。她在几所法国大学继续教育，后成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于法国。1969年出版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后，开始在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与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洛夫、吕西安·戈德曼、热拉尔·热奈特、列维－施特劳斯、拉康、格雷马斯、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之一。她也是继罗兰·巴特之后活跃在当今思想舞台上的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文学评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ADFASDFAF23RQ23R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0年到达法国，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 Quel小组”，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里斯蒂娃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她早期致力于语言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并在“原样”学派影响下遭遇弗洛伊德和拉康。1969年和1970年出版的《符号学—解析符号学》、《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小说文本》使她在法国学术界脱颖而出。1974年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出版标志着她的符号学研究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她研究重点即将从符号学转向女性问题。1974年春天，克里斯蒂娃随“原样”学派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使她开始重视个人内在经验问题，随后她的怀孕和分娩更加促使她关注母性问题和身体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1975年出版《中国女性》标志着她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领域，开始着重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自此，她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女性、欲望、爱情以及边缘、颠覆等问题，分析了西方文明社会中人类表现出的忧郁、焦虑和恐惧症状以及医治心灵疾病的途径，并在随后的十余年写作了大量关于潜意识、性爱和女性主义为主体的作品。《圣母悼歌》（1977）、《真实与现实》（1979）、《女性的时间》是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代表作。 ADSFAEQWER35342341343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重要的英译版著作包括托里·莫娃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约翰·里奇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A.E.本雅明和约翰·弗莱彻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大卫·多恩菲尔德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诺勒·麦克菲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等。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ADFASDFAF23RQ23R

1968年，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年份。它意味着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拉丁美洲，以大学生为中心的“新左翼”社会运动形成世界性联动的同时，预告了一场被称为“68年思想”的社会思潮大转型：肇始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融合了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路易·阿尔都塞的西马理论，尤其是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人所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构成了这个大背景的主色调。

托里·莫娃（Toril Moi, 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多洛夫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托里·莫娃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 2004）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黑格尔、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家的脚步，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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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在于符号学。她用的“符号学”一词不应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相混淆。对克里斯蒂娃来说，符号学与婴儿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关，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莱因及英国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著作，还涉及拉康的理论（前镜像阶段）。这是一个情绪范畴，受制于我们的本能，本能则存在于语言的裂缝和韵律中，而非词语的外延含义中。从这层含义讲，符号学反对符号（象征，symbolic），符号对应着那些意味着较严格的、精确之含义的词语。她还以其关于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绝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亲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闻名。克里斯蒂娃自从20世纪60年代登上学术思想舞台迄今为止，走过了一条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的思想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克里斯蒂娃先是精心创制了独特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而既佐别于一般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又迥异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作为来自东欧的移民-边缘人-女性言说主体，克里斯蒂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反抗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与逻格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策略。

克里斯蒂娃认为人类学和心理学、或者社会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彼此，而是遵从相同的逻辑：群体和主体的幸存。她在对俄狄浦斯的分析中进一步声称，说话的主体无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仿佛是由于一条不可能的划界而站立着”（《恐惧的权力（Powers of Horror）》，P85）。在她对两种学科的比较中，克里斯蒂娃主张，个体排除屈辱的母亲，以此作为形成认同的手段，这种方式与社会被构建的方式是一样的。在更广阔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并由此达成存在。 ADFASDFAF23RQ23R

作为法国女权运动的主要拥护者，克里斯蒂娃对美国和英国的女权运动和女权扩张主义的文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也影响着同时代的艺术读物。但是她对法国女权主义界及其活动的看法颇有争议。克里斯蒂娃在1993年的《妇女时代》上发表的《论精神新疾病》提出了三种女权运动。实际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很多男女平等的建议来建立“统一的女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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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由于她的“最新研究的语言交叉点，文化与文学”，克里斯蒂娃被授予“霍尔堡国际奖”；2006年，她在政治上的观点获得“汉纳·阿伦特奖”。 ADSFAEQWER353423413434

• Kristeva, J.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isteva, J. (1984).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i, T. (1985).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Methuen.
• McAfee, N. (2004). Julia Kristeva. New York: Routledge.
• Lechte, J. (1990). Julia Kristeva. London: Routledge.
• 克莉斯蒂娃, J. (2001). 恐怖的力量. 台北: 桂冠图书.